南都讯 记者 朱蓉婷 6月17日，历史学家阎崇年携其新著《御窑千年》莅临方所书店，与广州读者分享御窑瓷器的千年中西历史。他指出，“中国古代宫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要了解其精髓，必须通过其载体‘御窑’。御窑，是帝制时代的产物，依托国家力量，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了解御窑与瓷器，是对历史的敬畏，是对文化的凝聚。”
学重考据 新见迭出
关于《御窑千年》之名，阎崇年是做了“御窑”与“千年”的双重思考。
御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狭义），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广义）。明设“御器厂”，清设“御窑厂”，至今七百多年，就狭义而言，御窑贯穿明、清两朝。广义的御窑，历史已逾千年。
阎崇年表示，自己在撰著《御窑千年》的过程中，不仅做了文化梳理，也做了学术考证。譬如，《清史稿·唐英传》记载：“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这就是说，“郎窑”的“郎”，指的是郎廷佐。经过考证，此“郎”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极。
御窑文化突显工匠精神
青花瓷器横空出世，为什么会出现在元朝？为什么会出现在景德镇？阎崇年指出，在诸多因缘中，从宏观来说，是蒙元文化的影响。蒙古文化“尚白”与“崇蓝”的影响，而且青花瓷器的四大问题———钴蓝原料、能工巧匠、国际市场、交通物流，都在元代得以较好地解决。
另外的重要因缘是制度文化和工匠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的民族，比农耕文化的民族，在士、农、工、商四民中，更为重视工匠。元代工匠通行终身制和世袭制———从小学艺，终身不辍，分工精细，业业专精，代代相传。
阎崇年感慨道，工匠是御窑历史的主体。“伟大的瓷器文化真正是由工匠在第一线创造出来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今天特别需要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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