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的己巳之役，是明清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皇太极亲率大军自十月二十六日破长城关隘入明，势如破竹。由遵化、三屯营进驻蓟州然后直逼北京，其后南至良乡、固安，东突永平、山海关，蹂躏顺天、永平两府州县。明军则从溃败转入相持，直至围追堵截，双方大战于北京城下四次。皇太极于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出关，前后盘踞明朝境内长达四个月，明军收复全部失地更是迟至五月初，距离金军入关已经半年有余。

金军入关之初所向披靡，然而当深入到北京城下，与袁崇焕的宁远军两战不胜，陷入了进退维谷。由于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逮捕袁崇焕导致了局势的恶化，关宁兵东溃，皇太极才得以侥幸避免合围，随后东逃，希望打通山海关却连连受阻，并遭遇到明军东夹击，说是出关不如说是败退，很是仓皇。其战果远非清朝官方宣扬的那样辉煌，也不是今人所谓的给予明朝惨痛一击的一役。

我们要知道清军入关是在1644年，皇太极这次入关之旅虽然用反间计除掉了自己最大的对手——督师袁崇焕，但是距离满清政权得以在华北站住脚跟还有足足十五年的时间。此时皇太极刚刚即位不到三年，从最后的仓皇逃逸的程度来看，无论是从政治上的鲜明性还是战略上的可行性，很明显都没有做充足的准备。

那么被后世历代清朝皇帝奉为太宗的皇太极，为何如此仓促草率地发动对明战役呢？

皇太极不惜劳师远征，深入从未涉足的明朝关内，除了性格上具有的草原人与生俱来的冒险性之外，还应看到其内心急于树立权威的渴望，以证明自己继承汗位是实至名归。

皇太极能以努尔哈赤第八子继位，表面上是出自努尔哈赤儿子代善的倡议，并由三大贝勒共同推举，而实则是彼此间达成的妥协：皇太极放弃天命年间与济尔哈朗等小贝勒的政治结盟，而承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对宗室子弟小贝勒的管辖权。

身为大汗却不得干涉各旗内的事务，这意味着皇太极仍为不足20牛录的正黄旗之主。而代善两红旗55牛录、阿敏镶蓝旗61牛录，各占全国牛录约四分之一，加上莽古尔泰的正蓝旗22牛录，对皇太极在人数上呈压倒性优势。

同时，天聪初年的政治格局则全面实行努尔哈赤晚年设计的“八王共治”，一切大政方针都需要众贝勒的商议。听政时四大贝勒并坐，代善与皇太极居中，而私见时皇太极尚须对三大贝勒行兄长礼。以皇太极的抱负和才具，自然不会甘心受此虚汗之名。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汗，必须削弱三大贝勒的政治地位。尽管皇太极手段高明，并有小贝勒的支持。

但名声是名声，总得需要拿的出手的现实政绩和战果。因此战争，尤其是伐明，或者说取代明朝，对于皇太极来说就是最好的途径。

然而消灭一个国家岂是言语与想法之间就能使敌方樯橹灰飞烟灭？况且是明朝这一吨位是自己数十倍之多的对手。而皇太极在刚刚登上大汗位置不到三年就急渴渴地开启征明步伐，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即位刚两月，代善、阿敏两大贝勒率领大军万人征讨喀尔喀蒙古，这是皇太极即位以来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咯尔咯蒙古，即是当年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建国的重要政治盟友——朵颜三卫中泰宁、福余二部，对朝鲜、明朝以及金国都极为重要，金国要想对外扩张，必须先制服喀尔喀。此役，代善、阿敏迅速获得成功。

次年，阿敏率大军东征朝鲜，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解除了金国南下的后顾之忧。然而此行不出两月，当五月皇太极率领金国大军倾巢而出，攻掠明朝锦州、宁远一线，希望用胜利折服三大贝勒，不料却重蹈生父努尔哈赤的覆辙，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对于亟欲树立权威的皇太极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挫折。

强攻明辽西防线不得手，皇太极不得不与明辽东督师袁崇焕虚与委蛇，施放议和的烟幕弹，假借将目标转移蒙古地区，时时窥探明朝内部情况，尤其是崇祯对于前线大将袁崇焕的暧昧态度。

虽然在天聪二年，皇太极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从而把蒙古部落在关外连成一片，取得了登基以来的第一场大胜仗。但若论功业，仍不足与代善、阿敏两大贝勒相比。此时若能一鼓作气得到一场对外作战的重大胜利，无疑将极大增加皇太极对三大贝勒的权威砝码。因此皇太极天聪三年在关内长达半年的北京城大战才孕育而生。

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原因，皇太极贸然发动这场对明战争的另一原因与金国内部的经济压力有关。

皇太极在宁锦失败后，金国国内爆发了大饥荒，米价大涨，甚至出现了人人相食的局面。朝鲜方面虽然被迫开市，然而所能提供的粮食也很有限。东蒙古诸部落已经归顺皇太极，因此不能再当做劫掠的对象，而继续用兵在宁锦防线与袁崇焕正面硬战，又会有重蹈覆辙的可能。因此皇太极用一偏师在正面牵制住袁崇焕的大军，率大军绕道取宁锦防线的背后，从蓟州直接插到了北京，又在河北山东大肆劫掠一番，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国内物资匮乏的问题。

此次皇太极在整体战役上是失败的，没能达到获取一场大胜以在政治上压制对手的目标，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抛开此役皇太极是否有想一举攻破北京，灭亡明朝的战争目的不说，皇太极的第一要义还是紧紧地围绕在巩固自身权力地位，以及内政经济上做文章。

这一点在他的继承人顺治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经济服务于战争，战争给予经济和政治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