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中身着的“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的纸甲，其实也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那样， “自然并不是真正有效的防御装备，或许是封建统治者愚弄士兵为其利益卖命的一种手段”，而是实在可用的防御性兵器。

纸甲在历史上出现的同样很早，可能是唐末懿宗（860-874年）时代的徐商所首创。徐商是武则天时期的名臣徐有功的五世孙，唐懿宗时官拜河中节度使。为了抵御“突厥残种”，徐商为部下制作了纸甲，其做法是将桑树纸做软后，多层叠在一起，然后在方寸之间布以4个钉孔，钉牢后做成纸甲，据称，其坚固异常，其强度甚至可以抵挡强弓硬弩的射击，“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五代时期，后周渡过淮河，进攻南唐。结果当地百姓不堪其扰，纷纷起义，“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这是史籍上出现纸甲的第二次记载。到了宋代，正如《武经总要前集》名气指出，甲铠分“铁、皮、纸三等”，而康定元年四月，宋仁宗更曾经“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一次性制造和分发三万件纸甲，可见这种装备己经是当时的制式装备了，如果这是愚弄士兵的手段的话，恐怕兵卒早就造反了。

明代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人称“下帷学者、上马将军”的明末儒将茅元仪的记载表明，纸甲比铁甲皮甲更适合于步兵，所谓，“甲为用命之本，当锋镝而立于不败之地者此也。……步驰难以负重；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矣。”且在抗倭战争中，由于日军普遍装备“铁炮”（一种火绳枪），“铳子可及，非坚不能御”；纸甲更是明军步兵的主要护身兵器，“倭夷、土贼率用火铳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着用；但铅子俱能洞入，且身重难久。今择其利者，步兵惟有缉甲，用绢布不等。若纸棉俱薄，则箭亦可入，无论铅子！今须厚一寸，用棉密缉，可长至膝，太长则田泥不便，太短则不能蔽身。惟舟中可用重甲，盖不行路，不蹈泥田”。由此观之，纸甲还是颇受士兵欢迎的武器，决不是装潢修饰的“样子货”。

因此，随着火器的使用在明军中越来越普遍（戚家军步兵营2700人中鸟铳手达1080人之多，占编制总数高达40%，直到近两百年后，清军的火器比例才回复到这一水平），用处不大的旧式铠甲也就越来越不受重视，从明代后期开始，棉甲和纸甲已经代替钢铁铠甲成为明军的主要装备——毕竟绵甲和纸甲的重量比铁甲低，穿着它的战士机动性比穿铁甲的战士强。再者，这两种甲的制造比铁甲容易得多，成本也低，适合大量装备。故而，萨尔浒之战的明军身着棉甲或是纸甲，以及协同参战的朝鲜鸟枪手“积纸为甲”，其实都是有其实战用处的。只可惜，这两种甲多是用来防御远程射击的火器，而不是用来防近战的刀剑——偏偏在萨尔浒之战中，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明军遇到的敌人不是装备先进火绳枪的日军，而是仍然使用着落后冷兵器的满洲八旗……

颇为讽刺的是，明军的这套防身装备，日后却也被定鼎中原的清军所继承。清代发展到用绸、布、棉花和铁叶、铜钉等合制而成的绵甲，无疑要比明代以前的铠甲轻便得多，较适于火器时代的战斗要求。譬如八旗士兵大多装备绵甲，在甲上钉有成排的金属圆钉，以增强防护效能，并起到装饰作用。不言而喻，如果明军的绵甲（和纸甲）真的是一无是处的话，难以想象作为战胜者的清军为何却会加以效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