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存在世界上，如果不想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那么必定会产生一种信仰，这种信仰通常会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很难再改变。而不同的信仰观念之间，难免会形成某种对立，甚至势如水火，非要致异己者于死地不可，这在中外历史的长河中屡见不鲜。
读过《宋史》的人都知道，王安石和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同朝为官的两人，却在新法的推行与反对声潮中，站在各自的立场，彼此针锋相对。早在变法之初，苏轼就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对新法进行了激烈全面的攻击，指责王安石此举会招致国家的败亡。这当然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两人开始互相诋毁，最后发展到王安石不惜编造一个莫须有的乌台诗案，差点令才华横溢的苏轼冤死。
就是这样两位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却在苏轼的冤狱平反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苏轼被贬汝州，路过金陵，竟然抛弃成见去拜谒了已经罢相下野的王安石。史书上说两人同游蒋山，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相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俨然是相交多年的挚友。倘从思想上推断，这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敌视的两人有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洒脱呢？
我想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同的认知，就是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可以说这是一根看不见的红线，将他们不知不觉牵引到一起，继而产生心灵的共鸣。王安石对苏轼政治信仰上的歧见可谓恨之入骨，不过十分看重苏轼的文才，曾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苏轼也时常写诗作文将王安石揶揄挖苦一番，但是对王安石的人品道德以及诗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读到王安石写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时，亦惊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这种艺术上的共同语言，才促使两人惺惺相惜，摒弃了政治信仰上的干扰。以至于王安石谢世后，苏轼失去知己般十分伤感，特意为王安石撰写了“制词”，内容一改其以往嘲讽的笔锋，多是褒奖之言。
艺术是没有界限之分的，哪怕是曾经对立的两方，在艺术面前，也变得一致，这是艺术赋予人类的魅力所在。读到一部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与一个伟大心灵之间的谈话，从中可以寻觅到某些默契的东西。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那样，“政治是过眼烟云，艺术则会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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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益阳布衣哥(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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