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契丹人的风俗习惯与汉人不同。

《契丹国志》并不是契丹人的官方史作，而是一本由南宋人所编撰的大辽史书。这本书中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近代学者余嘉锡认为：这本书应该是宋元两朝人根据地方县志、野史传闻钞撮而成，且“纵属伪作”。

尽管史学界对这部纪传体史书持怀疑态度，不过。并不妨碍我们从这本书中获取闻所未闻的知识。例如：该书中记载来了不少契丹人的另类民俗，其中，数“放偷日”最有趣。

契丹属游牧民族，有许多令农耕文明大开眼界的“奇葩”节日，“放偷日”就是其中之一。“放偷日”又被称作“纵偷日”，顾名思义就是纵容偷盗行为的日子。每年元宵前后，汉族人家都会沉浸在过节的喜悦中，不过，对于契丹人来说，这几天未免过得胆战心惊。

在正月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天里，每户契丹人家都会夜不闭户，彻夜点灯，允许其他契丹人进屋盗窃。在这三天里，不论瓜果蔬菜还是金银财宝，只要小偷有能力悄无声息地盗走，主家均不会声张。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放偷日”允许偷窃的东西并不局限于物品，连家里的老婆小妾都有可能被小贼顺手牵羊。

“放偷日”在契丹史上由来已久，起初只是允许盗窃物品，后来，逐渐连偷媳妇都成了司空见惯的风俗。可惜的是，我们无从考证由“偷物品”到“偷媳妇”的过程中，这一风俗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从《松漠纪闻》里“是日，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的记载来看，每逢这三天小偷不能肆无忌惮的进行偷盗，必须在主人未察觉的情况下取走物品。

不过，在此期间若小偷被逮住，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至于会不会挨主家的一通暴揍，我们不得而知。根据“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取者，女愿留则听之”，所谓“偷媳妇”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小偷不能随意诱拐良家妇女，“放偷日”偷媳妇与采花大盗有本质上的区别，想要“偷”一个媳妇，必须先与目标女子私下有约，需要征得“受害”女子的同意。

由此可见，不是每个单身毛贼都有机会在“放偷日”中抱得美人归，起码得先收获女子的芳心。所以说，“偷媳妇”是一种另类的婚俗，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偷”，只能算作“私奔”。

那么，为什么契丹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婚俗呢？

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这种风俗与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

契丹民族尚未完全转变为父系氏族，该民族存在许多母系社会的遗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比较开放的“自由婚姻”，女子可以自由地选择配偶，然后私下约定好时间，在“放偷日”跟随丈夫私奔。如果是已婚妇女，亦可通过这种方式另择佳偶。

契丹男子的婚后地位十分堪忧，若想“明媒正娶”一个契丹女人，那么，丈夫需事先在女方家中任劳任怨地充当三年苦力，三年后还要缴纳一笔不菲的礼金。不过，这还不算完，想要将老婆带回家，夫妻二人还得生下孩子，否则，就不能脱离娘家“自立门户”。

契丹男性若想成家立室，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在“放偷日”不允许“偷人”时，想必有不少单身契丹男子选择成为“不婚族”，避免经历波折的娶妻过程。为了保证人口繁衍，契丹统治者将“偷媳妇”融入“放偷日”，让单身男性能够绕过正常的娶妻过程，直接抱得美人归。

久而久之，广大契丹男性不再考虑以正常方式娶妻，他们纷纷期待着每年的“放偷日”。至于生了女儿的人家，如果，不想让白菜被猪拱走，只能在平日里严加防范，避免让女儿接触到单身男人。

有趣的是，从这个奇葩的风俗中我们能够找到原始共产制的影子。

对于契丹百姓来说，紧张刺激的“放偷日”带给他们更多的是精神放松。根据史料记载，契丹政权对于“放偷日”的盗窃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默认开启了物主与小偷之间的战争。可想而知，若物主的东西失窃，又无法找到窃贼，物主又会想方设法地从其他物主手中“取”回失物，期间一定发生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不过，对于家境富庶的契丹人来说，“放偷日”可不是什么好日子，在这三天里必定会对财物严加看管，避免被小偷“合法”地盗走。多年后的女真族，则于十六日夜进行“相偷戏”，所谓的“相偷”即为互相随便偷窃。相偷戏的传统从魏、齐绵延至隋，愈发热闹，其后的朝代，也受到其遗风的影响，在元宵这天分别有些相偷戏。

参考资料：

【《契丹国志》、《松漠纪闻》、《帝京景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