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素琴： 废纸堆里的民间史

　　彭晓玲

　　[一个写着“抄家材料”的破旧档案袋，里面是一份入党自传、35封书信，还有“文革”中的举报信和检查材料。贺明星和王素琴，两位普通年轻人就这样被意外地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

　　这是一部由于当事人回避、沉默，还有命运的某种意外反转，导致无法完整呈现男女主角人生经历的“残缺”历史。“没有办法。”《明星与素琴》的作者云从龙对此满是无奈。

　　2010年秋天，云从龙在南昌市郊一家大型书报废纸收购厂里，第一次接触到夹杂在废书报中的档案材料。里面有历年来官方发布的红头文件，某个单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的个人档案，工厂、学校、村社的会议记录，以及普通私人日记、信札。其中有一个写着“抄家材料”的破旧档案袋，里面是一份1948年写的入党自传、35封书信，还有“文革”中的举报信和检查材料。贺明星和王素琴，两位普通年轻人就这样被意外地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

　　在贺明星近3000字的自传中，藏着东北小城里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一位37岁的地下抗日烈士被捕前，深情长吻儿子的悲壮身影。青年情侣通信、后来的“文革”检举材料，又钩沉出1949年前后，他们的道路选择与命运巨变，“他们的经历实际上有很大的代表性，是一代人的代表”。

　　意外的是，2013年初，当兴奋激动的云从龙，辗转与尚在人世的女主角王素琴取得联系时，他却碰了“钉子”，就像作家方方的小说《软埋》中那位选择遗忘“土改”遭遇的老太太一样，王素琴不愿谈及往事，也没有拿回书信——她或许也不再记得，曾在信中向远方的恋人表白，“我决不会负你”。

　　“结尾还是有点匆忙。”《明星与素琴》一书出版后，不少人看后都告诉云从龙。但这样的结尾，是他权衡再三的决定——他们没有与历史和解，他也不想坚持做一位闯入者，“不管以前他们做了什么，王素琴应该有一个安静的晚年，让历史就这么过去”。

　　在县志中寻找到“父亲”

　　云从龙发表第一篇历史写作《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时，恰好美国作家何伟的《寻路中国》和《江城》相继出版，在中国掀起一阵非虚构写作热。直到完成《明星与素琴》，本科学社会学，也在媒体供职过的云从龙，始终都不愿给自己贴上非虚构写作的标签。他将着眼于普通人旧事发掘和整理的写作，形容为“历史拼图”，“榜样”则是史景迁、孔飞力。不过，将他们的研究和写作方法，用在这大半个世纪随着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而沉浮的小人物身上，却很困难。“就像《明星与素琴》，最初收集资料时，原始材料就是断代的，自传是1948年12月就结束了。与王素琴的通信是1949年5月至1951年3月，材料本身是不完整的。”再加上“传主”们不愿触碰痛处，要填补“拼图”中的空白难上加难。

　　《明星与素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材料相对最完整，是1948年12月2日一个深夜，17岁的黑龙江省财政厅企业科员贺明星用11页稿纸，对党组织写下的一份近3000字的自传，讲述祖父、父亲为核心的地主家庭背景，以及参加革命工作的原因。

　　贺明星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镇贺家屯，出生时家里已有120多亩地。父亲贺文翰从北平大学毕业，“九一八”事变后带着妻儿回到贺家屯，在地方上担任过一些文职。伪满政权中期，出任过伪村长，“伪康德九年（按：即1942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父亲）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

　　直到抗战胜利后，贺家人才知道贺文翰遇害。自传中，贺明星也将父亲的死亡形容为“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读到这里的云从龙，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查阅了明水县文史、党史资料，发现县城虽然1922年才设立，但1980年代末编纂《明水县志》时，对现代反殖革命斗争阶段的历史记录得非常清楚。人物志中，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贺文翰。里面还提到很多自传中没有的细节，比如1927～1931年间，贺文翰曾与于天放、张甲洲两位中共黑龙江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有过交集；遇难后，遗体被日本人扔进了松花江冰窟窿里。

　　“当时我就想，这个贺文翰会不会是贺明星的父亲？北平大学毕业、出生地点、死亡时间，和自传都是吻合的。”2012年，云从龙在微博上发出想进一步寻找贺文翰的线索后，通过明水县一位网友，很快与县方志办公室主任王景龙取得联系，后者恰好也在重新编修县志。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景龙冒着大雪去贺家屯找到了贺氏族谱，不仅帮云从龙印证了贺家是明水县第一代“闯关东”移民的猜测，还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王素琴依然在世，而且和他一样，生活在南昌。“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根据档案，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

　　五十三位南下干部之一

　　残留的这部分通信，从1949年5月开始。18岁的共产党员贺明星，准备南下解放江南前夕，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前一年到飞机场挖花时，见到的那位姑娘。她也在黑龙江省财政厅工作。“从我认识你那天起就对你有着很深的印象，”在写给王素琴的第一封信中他说，“别期很近了，促使我们必要在别前表示一下态度。”就此，拉开一段革命青年情侣的“两地书”序幕。

　　贺明星后来成为53位来自东北的南下干部之一，进驻江西省星子县。《星子县供销合作社志》是目前所见的官方公开文献中，唯一一份与贺明星有关的材料，记录了他在1951年5月20日之后的工作。云从龙研究书信发现，这一时间点，也与他和王素琴在信中经常谈到的团聚时间一致。

　　供销社是改革开放前重要的经济组织。当时广大中国农村经济凋敝，亟待恢复，推行和建立供销社制度势在必行。《星子县供销合作社志》评价贺明星“敏而好学，知识宽广，谈吐不俗，有远见卓识，遇事当机立断”，在九江地区的南下干部中，堪称是“有为青年”，自然被委以重任。

　　贺明星在星子县的工作，在通信和《合作社志》中均有谈及。他先担任合作管理科科长，负责全县供销社的组建工作。1953年3月，又被任命为星子县副县长。对于这次仕途擢升，云从龙认为除了《合作社志》中提到的工作成绩卓有成效之外，还与配合完成“供销社的整顿与撤并工作”有关，该工作实际执行中难度不小，组织层面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对贺明星实行了“高配”。

　　是年8月，基层供销社组建基本完成后，贺明星就“服从国家工业建设需要调离”，到九江一个历史悠久的纱厂做计划科科长，“此后几十年，贺明星一直在江西省工业战线从事领导工作”。贺明星的信息就此在官方公开材料中断掉。只在“文革”期间，王素琴的举报材料中提到，1968年有人说，“到厅里去找王素琴的爱人贺明星”。根据《星子县合作社志》记录，贺明星1993年因病在南昌去世。云从龙后来发现，他其实是2009年才故去。

　　至于王素琴，除了每次通信中都谈及政治信仰，以及订下终身、南下团聚等话题外，提到的个人信息并不多见。只是梳理包括举报材料在内可以得知，她在1949年12月入党，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土改时家产全部被分”。

　　贺明星调到九江后，王素琴也跟着调动工作，在江西另外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企业做人事科长兼车间党委大大。1968年，因一起“泄密”事件被举报、批判，调动工作岗位。在抄家档案中，光是批判材料就有44页100多条。不过云从龙认为揭发材料会“夸大其词”，很难判断真假。

　　他们还没跟历史和解

　　云从龙后来才发现，在南昌，他其实离王素琴家很近，坐公交车仅需15分钟左右路程。但短短一段距离，努力了两年却怎么也跨不过。

　　2013年1月，云从龙拿到王素琴和儿子贺前（化名）的电话后，先和贺前取得联系，“主要怕老太太看到抄家材料，感情上接受不了。”贺前在江西某国企工作。第一次沟通时还算顺利，答应帮忙代为转达档案袋的事情。那次接触，令云从龙感觉到，与自己的主动相比，“他比较淡漠，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感情”。

　　几天后，云从龙拨通王素琴家中座机电话。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个东西没想到现在还在呀！”语气间满是感慨。通话持续了20多分钟，王素琴思路清晰，普通话标准，听起来健康状况很好。提到贺文翰，她说贺明星在世时几乎不提父亲。至于她和贺明星后来经历了什么，也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好写的”。

　　“她的反应让我很谨慎。搜集材料时一直都以为他们不在了，可以放手去写。”云从龙反复说服后，老太太才答应他的写作，但强调“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

　　对于这些书信档案，王素琴也问过云从龙，写作完成后材料能否还给她，但最后并没有要。“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只要能联系到当事人或者后人，只要他们表达想要的意愿，我都会给他们，这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而不是今后进博物馆。”在此之前，云从龙两次在联系到后人后，将历史材料物归原主。那些后人都以先人为荣，也非常感激。王素琴一家人的态度，还是第一次遇到。

　　2015年底，《明星与素琴》在《读库》上发表后，云从龙再次联系贺前，提出想送给他们几本。没想到这次他竟告诫云从龙，最好不要再和王素琴联系，“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也做了“妥协”，提供了贺明星同母异父弟弟的电话。1949年后，贺明星母亲改嫁给贺家一个从前的长工。

　　贺明星弟弟的态度相对缓和些，他一直在默默关注云从龙的写作，并透露“文革”期间贺明星比较激进，“文革”结束后命运翻转也很厉害，“这么多年，嫂子一直想不明白，心情也不是很好，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

　　“挂了电话后，我就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也不肯要回档案材料了。”云从龙接触过江西当年“造反派”的头头，一提到“文革”也是缄默，但又固执地坚持还是那个时代好。“他们没有跟历史真正和解。虽然社会前进发展了，但历史在他们那里‘终结’掉了，没有勇气面对过去的历史，也没有信心承认当下的现实。”

　　云从龙最后一次和王素琴一家联系，是今年1月，《明星与素琴》一书正式出版之后。贺前的手机无人接听，王素琴家座机电话注销。她要么换号，要么去世了，云从龙惆怅地推测。而当初答应见面的贺前叔叔，同样不接电话。“他应该知道是我，我猜也是在回避。”

　　思索再三后，云从龙决定放弃。“既然这样，我也不去打扰别人。不然就变成闯入者，很不礼貌。就让这段历史慢慢封尘或者遗忘掉吧。实际上更多的东西走到最后都是这一步。”

　　民间历史写作的兴起

　　《明星与素琴》之前，云从龙写过两部民间历史作品。《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的主角是一位生活在武汉的退休老太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她留下了407篇日记。《4928-1》的名字源于一份档案的编号，1955年，南铁设计所大型科一位叫狄陆嘉的工程师被人检举后，被迫自我检举，周周折折多年，最后组织给出“不审不查”的结论才算平息。云从龙的朋友圈中，从事民间历史材料收集、研究或写作的人，起码有十多位。

　　近年来，像云从龙这样以民间身份研究并进行历史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主编者章东盘和晏欢，一位是做手电筒的商人，一位是建筑师。《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是著名民间历史学者章东磐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纪实作品。在他之前，也有多位民间学者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对中国远征军的民间调查，比如中学历史教师袁枚芳等人写的《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等。孔夫子旧书网上，书信、日记、账本等民间史料的出售、拍卖一直很热。

　　“民间历史写作的兴起，已有十多年。这与国家开始重视民间历史有关。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时，很多档案馆编地方志，都会收集民间史料，促使民间历史爱好者活跃。当然除了少数研究比较有影响，大部分都是地方性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说，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对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曾经的历史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以从中发现中国鲜为人知的侧面。

　　“实际上现在，我这样的学者做的努力不比民间独立学者少。”张乐天从1988年开始有意收集旧账本、日记、“大字报”等民间历史材料，目前有35万封个人书信，4000多本私人笔记，还建成运行了“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不过，怎么处置民间资料，深深受制于处置者本人的立场和观念。“就算是独立学者，在处置资料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自己的眼光和方法。‘独立’的含义是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干扰，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观点。”张乐天还提醒，民间学者做的事情固然值得参考，但不能认为民间学者认识的历史就比学院派的更高或者低，而是应该特别注意“他们的立场、价值观和方法”。

　　（云从龙专访详见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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