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李商隐都是同处一个时代的大诗人，但总给人感觉，两个人简直天差地别，我觉他们俩差的不仅仅是文风迥异······

太和九年末，发生了一件使朝廷剧烈动荡的大事件——“甘露之变”。当时唐文宗不满朝廷宦官当道的局面，就和李训、郑注两人一起谋划，讨灭仇士良为首的宦官。

可是不成想李训和郑注心有不和，李训想独揽此功，不按计划行事，自作主张以邀请文武大臣观看后宫石榴树上的露水为名，实施自己的灭贼计划。

李训急功近利的计划最终败露，宦官们挟持了唐文宗，以此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报复行动，大批朝廷重臣不是被捕诛杀，就是流放他乡。

白居易就此，作诗一首：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就是，还是我白居易比较英明，保全了身家性命，皇上用人不当，早就料到那两个货难当大任的。

此后不久，白居易可能是太佩服自己的英明神武了，要么是自己朝中为官之时，被欺负得太厉害，闻听当初欺负自己的大官们都被杀了头，实在太开心了，就又作诗一首：

《即事重题》——白居易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大概意思就是，我现在小日子多滋润，吃得好睡得香，你们那些曾经权倾朝野的大臣们羡慕不？

白居易的诗词，大多比较通俗易懂，就不用评述了。很多人对白居易诗词的评价褒贬不一，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过，当我了解到这两首诗词当时的背景后，个人觉得，白居易的品行还真值得商榷。“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都已然家破人亡，魂归西天了，还要专门作诗冷嘲热讽，故作清高，真有这个必要么？更何况，那么多被杀的大臣，真就活该么？

按照古代文人骚客们的一贯作风，和家国天下的使命感和传统观念来看，我甚至隐隐的有一种感觉：白居易好似不是中国人一样。

有记载，他作诗后就念给老妇人听，如果不能听懂诗词的意思，就改诗，直到听懂了，才作罢、定稿。还有记载，当时白居易的诗词在日本很受重视和欢迎。再者，当时的白居易已经很有名气，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诗词会广为流传的，他不怕报复？不在意后人的评说？细思极恐，没有真凭实据，就不妄下断言了。

对比白居易，同时代的李商隐，也对此次宦官祸乱朝纲，残害忠良的大事件，作诗《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这里也取其两首：

《有感二首》李商隐

第二首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大意是：

群臣还在给皇帝禀报奏章，突然发生了流血事件。皇帝危机时刻才发觉卢植（东汉人；代指令狐楚）是忠臣，错用了奸臣庞萌（东汉人）。

宦官的禁军和李训的手下在皇宫里进行殊死搏斗，最终，李训急功近利的行动失败，导致一线存生的愿望也随之破灭。

以前若有人替皇帝辨别是非的排除奸臣，现在也不会缺少老成持重；办事牢靠的人。李训虽然忠君爱国，但他这样鲁莽行事简直师出无名。

那些原本是解救皇上于水火的义士，却落得个谋反的罪名，为了保护皇上安危，又不能解释给别人听，他们死不瞑目。

最近听说文宗皇帝开寿宴时，依然事不关己似的，听着名曲《咸》《英》。实指是王涯的《云韶乐》，王涯也因为这次行动失败含冤而死。

李商隐作此诗后，第二年的二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疏问罪，并做好了起兵征讨的准备，使得宦官头目仇士良心神不宁；坐如针毡。李商隐闻听喜讯，当即再作诗一首，取名《重有感》

《重有感》——李商隐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首联：将军手握兵权又镇守咽喉要地，处于有利的地位的，国家危难之时应与皇帝分忧解难。

颔联：既然已经像窦融（东汉）一样奏疏问罪宦官了，就应该和陶侃一样（东晋）率大军进驻 长安。

颈联：如果蛟龙害怕离开水而踌躇不前，（蛟龙怎么会怕呢？）。那就不会有雄鹰翱翔天际。这联有双关意味，亦可指唐文宗患得患失。

尾联：京城里哭号连天已分不清阴阳两界，早晚被挟持在深宫的皇帝将不再流泪恢复自由的。

书解至此，通过四首诗，可以看出两位诗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感受。两位诗人的思想境界高下立判。很有意思的是，李商隐一生多只徘徊在藩镇幕府之中，白居易终生都在一直领取着朝廷俸禄。也难怪这样的朝廷会很快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