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奸相卖国贼张邦昌

张邦昌（1081年－1127年），北宋末大臣。字子能，永静军东光张家湾人（今河北省阜城县大龙湾）。进士出身，徽宗、钦宗朝时，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务。金兵围开封时，他力主议和，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

传说宋代奸相张邦昌是东光县大龙湾人，这和《东光县志》上的记载是相符的。可你要到大龙湾村去打听，没有一个承认这件事的。大概是从这村的老祖宗就忌讳这件事吧。

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张邦昌在金人的一手安排下粉墨登场，做了傀儡皇帝。他自己也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故而不是十分猖狂，而是处处谦恭，装腔作势，收买人心。

登基之日升文德殿，在御床西设位受贺，让阁门传令百官勿拜。留守王时雍为讨好张邦昌，率百官遽拜。张邦昌连忙拱手起立，一副谦恭之态，令人作呕。

那一天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百官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唯有王时雍、吴拜、莫俦、范琼等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俨然是佐命立功的开国元勋！百官参拜已毕，王时雍等人又跪倒尘埃，请求分封。张邦昌封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拜为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为权签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令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日不穿帝服，遇金人方遽换，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打小报告，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则装模作样也训了他一顿。

张邦昌以为嗣位之初，应该推恩四方，笼络人心，于是想宣布天下大赦。权领门下省的吕好问问他：“京城四壁之外，都为金人所占，大赦天下是指赦免哪个天下？”张邦昌哑口无言，十分难堪。

金人扶植他作了皇帝，便立刻造使索要北宋宗室为人质。张邦昌不敢怠慢，派徐秉哲领旨搜寻，得宗室三千多人，押送到金营。金人并不满意，又催交银两，开封府以见在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即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

张邦昌内心里分析了自己的处境：是金人将自己扶上金銮，操纵了自己的命脉，金人喜则已生，金人怒则已亡，因而万不可以得罪金人。但这棵大树一旦撤离，城中军民不见得总买自己的帐。自己不能把事做得太绝，断了后路。于是他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

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他免括金银，带了二帝、宗室北归。听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要被金人押到北地，张邦昌心中窃喜非常，但为了收买人心，掩人耳目，使僭用天子仪卫、法驾，脱去龙袍换成缟素，率文武百官及城中的百姓在南薰门摆设香案，面对囚禁二帝的金营遥遥祭拜，哀哀痛哭，声泪俱下，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可是，当他到金营与他的恩人话别时却又换了一副颜色，他穿红袍、张红繖，威风“凛凛”，王时雍、徐秉哲、吴拜、莫俦等众星捧月一般簇围左右，俨然一位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爷。

这一年的春天，完颜宗望先行一步退兵，他押解徽宗、宁德皇后及诸亲王、妃嫔经滑州向北进发。三天之后金帅完颜宗翰押钦宗及皇后太子随后由郑州向北进发，撤离京师。金人围城时到处侵扰劫掠，甚至挖坟掘墓，把尸体挖出来弃之荒野，用棺材装饲料喂军马。撤兵前夕，又惨无人道地焚毁无数寨栅，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金兵却在城下鼓乐而歌。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倒是很想有金人一直撑腰。可权领门下省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辞贝勒是金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张邦昌很是恼火，责怪吕好问。吕好问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实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而今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元佑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张邦昌权衡利弊，知道金人北归，大势已去，也应该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于是决定从吕好问之计，王时雍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您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但张邦昌远比这两个目光短浅的家伙狡猾得多，他立刻册元佑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自陈：“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他还恬不知耻地杜撰一大篇他精忠报国的情节：“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全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不久，张邦昌又派谢克家把大宋的授命宝——玉玺献给康王，又降手书请元佑皇后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他又派遣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不久他自己也赶到南京，拜见康王。张邦昌见到康王时表演得更是生动逼真，他在康王驾前伏地恸哭，请求康王赐之死罪。康王好言相慰，免他死罪。 　就这样，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高宗，改年号建炎。高宗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脐三公。

由于张邦昌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人们纷纷告状。孟太后从张邦昌当儿皇帝起，就恨在心里，又加上他进和香惑主，就下令把他杀死。赵构挺同情张邦昌，由于宫内外的一致反对，他也没办法。在张邦昌正法以前，就宣布了： “张邦昌赐死，不予株连九族。” 张邦昌最后在湖南长沙被处死。

值得一提的是，张邦昌一生，先后经历了大司成、知州、礼部侍郎、尚书右左丞、中书侍郎等多个重要工作岗位的历练和考验，直到公元1126年官居少宰，位列使相，期间长达数十年的领导生涯，居然没有做出一件突出的政绩，唯一可堪一提的，竟是“首请取崇宁、大观以来瑞应尤殊者增制旗物”。——实在是典型的溜须拍马、粉饰太平之徒。无怪乎后来会被秦桧攻击为“专事宴游，党附权奸，蠹国乱政”，是导致“社稷倾危”的罪魁祸首。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皇族470多人，及文武百官2000多人北归，又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 二月向张邦昌宣读册文：“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着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今南京市）。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三月初一张邦昌前往尚书省，金人警告他，到了初七，再不登基就杀大臣，纵兵血洗汴京城。于是张邦昌做了32天的皇帝。史称“靖康之变”。

后金国退兵之后，张邦昌脱下帝袍，去除帝号，他不在正殿办公，不自称朕， 可谓行规步距，小心谨慎之至，恐赵氏回朝之后，降其罪责，最后迎元祐皇后孟氏入居延福宫，封郡王。后来南下归德（今河南商丘），见康王后“伏地恸哭请死”，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

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建炎，封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又擢为太傅。有人告发张邦昌在皇宫玷污宫人，宰相李纲力主严惩，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7月），被贬至潭州“安置”，“令监司守臣常切觉察”，饮食起居都要向尚书省报告。不久金兵又以张邦昌被废来犯。同年九月南宋下诏将张邦昌赐死，并诛王时雍，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长沙执行。

张邦昌读罢诏书，“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逼他就死，最后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身亡。 不久，书写张邦昌三字以示大臣的宋齐愈被腰斩，王时雍被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