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省通衢，武汉为何自古不曾建都？不仅不好守，古代住人都是问题（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下一句）
在我国的陕西，人们喜欢把关中平原称为“白菜心”，因为关中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处在几何中心的位置。国人虽然一直都习惯将陕甘宁等地划为西北，但是关中的老百姓显然对此不太同意。
其实，传统中国对区域的划分并不以现代地图为准，而是以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域——近代所称的“汉地十八省”为准。“汉地十八省”即去掉关东和新、藏、蒙、青四省后的地区，这时候陕甘宁自然是西北，而地理上的中心则是湖北省。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西连巴蜀，东望江南，北上襄阳就是中原，南下渡江直达湖广。自秦汉时期大一统中国初步形成开始，湖北才是中国真正的“白菜心”，其省会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是中国水陆交通的核心。
但奇怪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人在武汉建都。
历史上王朝在南方建都的例子不少，如季汉定都成都，东晋和南朝、明初以及后来南明定都南京，南宋定都杭州，但它们都不约而同地绕开了湖北。可武汉毕竟是中国的核心城市之一，不仅有汉江、长江发达的水运，还有江汉平原的农业支撑，为何这里不能作为中国首都呢？
跟长安、洛阳、北京相比，武汉到底差在哪里？未来的武汉，是否有定都或者作为陪都的可能？
其实，“武汉”是个新行政区划，明代以来，武汉所在的“汉江-长江”交汇处，有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城市，统称“武汉三镇”。古代“武”和“汉”要分开来读，两边隔着一条长江，互相之间关系不大。
三镇中的武昌，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武昌古代曾叫鄂州、江夏、沙羡、郢州，一直是湖北范围内的军事重镇。明朝之后，武昌就成为了湖北省会，一直延续至今。
而汉口和汉阳长期是一个地方，属于汉阳县，明朝中期汉水改道，才把汉阳、汉口分开。
清朝中期，汉水连接南北贸易，汉口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经济十分发达，被誉为“天下四聚”之一。清末开关后，汉口成为租界，和汉阳分开，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内陆口岸。在20世纪初，民国直接将汉口作为第一个直辖市。
汉阳有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隋炀帝时期这里被改名为汉阳，是长江上重要的军镇，曾下辖两县。但后来汉阳的风头被汉口抢走，明清后成为武汉三镇里最小的部分。
一直到民国时期，武汉三镇还是各玩各的，武昌虽然一度是民国的心脏城市，但是仍未建都过。建国之后，共和国将三镇统一规划，这才出现了横跨长江的武汉市。
虽然武汉是新诞生的城市，但是武昌和汉口、汉阳的历史也很悠久，这里既然能作为“湖广会城”，是中南地区的名城，那为什么没有朝代或者政权建都呢？
这里就要牵扯到古代的建都哲学。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核心就是“耕”和“战”二字，帝国是一手抓农业生产，一手抓练兵打仗。
在定都方面，“耕”和“战”也一样重要。古代帝都是王朝的心脏，首先要富庶，能养活贵族、百姓以及大量驻军。其次要易守难攻，否则国外的侵略、国内的叛变将随时威胁首都。
可惜在这两方面里，古代的武汉，甚至整个湖北都不及格。
先说“耕”方面，作为农业社会，中国的核心经济区一直是大平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江南地区是主要农业区，这也是为什么王朝会选择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等地建都。就算是在四川，也有小小的成都平原的粮食供养成都。但是湖北，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这个条件。
肯定有人出来反驳：湖北那么大一片江汉平原难道养不活首都？江汉平原和关中平原一样大，气候也适合耕种，古人看不到吗？
其实古人还真的看不到，因为在遥远的古代，整个江汉平原都是一片大湖，古称“云梦泽”。
这片大泽，是先秦时期楚国防御侵略的屏障，也是楚王狩猎的地方。“云梦大泽”东起大别山，西到鄂西山区，北到大洪山，南接长江，东西长度超过500公里，南北超过300公里，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
云梦泽在上古是一片大湖，夏商时期水面下降，形成几百里的湖泊、沼泽、丘陵相间的地貌，这里森林密布，云雾遮天，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上古的云梦泽到处是鳄鱼，有专门捕猎鳄鱼为生的部落名为“鄂”，他们建立了鄂国，今天湖北的简称就由此而来。
而云梦泽从先秦开始缩小，一直到两晋南北朝还有数个大湖，到唐宋时期才彻底干涸。北宋时期云梦泽消失，宋朝政府才在这里设县开垦荒地，当时的江汉平原外号“百里荒”，到处是野生动物，还时不时有大洪水，宋朝的开发工作进行得很艰难。
所以一直到元朝，湖北都没有粮食产地来供养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在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发展也很慢，因为这里地形低洼，水患严重，汉江直到明朝中期才有确定的入江口，之前长江、汉江交汇处是一片大泽，无法生存。
水患问题则一直困扰着长江中部地区，直到清末还有淹没半个湖北的水灾。这一问题一直到20世纪还没彻底解决，建国后有“54大洪水”、“98大洪水”，这些灾害连现代国家都很难应付，所以古代的湖北不仅不富庶，还是个险恶的去处。
直到三峡大坝修完，武汉才从洪涝里解救出来。
三、“九省通衢”也叫“四战之地”说完了“耕”，再来看看“战”，在这方面，武汉也不如传统古都。
古代的战争不像今天的战争，有飞行器来越过地面的山河阻碍。古代战争完全靠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地形越险恶，军队通过的成本越高。在中国古代，首都必须“襟山带河”，有大山之险，大河之利，才能易守难攻。
汉初的谋士张良就总结：（都城）“要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以制诸侯。”这是最完美的都城样板。
古代最重要的首都长安、洛阳在地形上都有山河作为屏障，其中长安的地形优势冠绝天下。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南边是连绵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的边界北山。两道山脉像两堵城墙一样保护着关中，古代要翻过这样的山脉需要倾国之力，翻越秦岭就耗死了蜀汉政权。
而关中周围东有函谷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这四个要塞阻塞了外界前往关中的道路，外面的军队要进长安，只能武力叩关。
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和秦多次在函谷关交战，秦军每次都能以逸待劳，击败联军；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最后国力都耗费在翻越秦岭上，曹魏只要阻塞主要道口就能让武侯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洛阳的地理条件稍逊于长安，但是在古都里也数一数二。
从地形图上很容易发现，洛阳是个被山河包裹的盆地，学名“伊洛盆地”。伊洛盆地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嵩山、邙山，西有中条山、崤山、熊耳山，洛阳处在中间。
因此，洛阳东有虎牢关、汜水关、西有函谷关、南有太谷关、广成关、北有平津、盐津关，几乎是个“小关中”，军事上也是易守难攻。
看完长安、洛阳的地形，武汉三镇在军事方面就完全不够看了。
自古以来，每逢战乱，中国有三个南北战争的主要通道，东边是徐州，中部是湖北荆州，西部是汉中。在这三个通道中，湖北地区因为有长江、汉江等水系交通而发展最快，把徐州和汉中远远甩开，但在军事上的条件，武汉却最差。
武汉作为中国地形的中心，四方势力南征和北伐都要过湖北，这种“四战之地”，容易招致“十面围攻”。
武汉三镇背靠江汉平原，整个形状如一个喇叭，从西往东收缩，武汉则是个喇叭口，地理位置上像个边关。江汉平原东部、西部都是长江，无险可守，群雄割据时代，长江上的武汉很容易受到南方的夹击，四川和江南的水军可能沿江开来。江汉南部门户洞开，南方湘粤的势力也可能经过洞庭湖往北而上。
而在江汉平原北部，大别山、桐柏山、荆山把湖北和中原隔绝，只有荆州、襄阳一线地形较窄，是通往中原的咽喉。
一旦南北交战，江汉地区北边只有襄阳、荆州一线扼守着和中原的通道，荆襄告破，整个江汉地区无险可守。当年，岳飞就是从襄阳打到中原；在南宋末期，宋军在襄阳死磕蒙古十几年，最后襄阳陷落，南宋没几年就灭亡了。
因此，和武汉相比，荆州、襄阳的军事意义更重要，地理位置也更好，尤其是荆州，在古代曾被认为是湖北唯一适合建都的地方。
在进入明清时期后，长江水运发达，武汉三镇的发展堪比扬州、杭州等传统都会。到了清末，英国人看中了汉口作为开放口岸，中国内陆的货物都从汉口交易，武汉已经能和上海平起平坐，驰名海内外。
清末京汉铁路修成后，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交通枢纽，清朝更是派了重兵镇守，此时的武汉三镇才完成了由“军镇”向“城市”的转变。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和清政府手下的北洋军开战，武汉地区无险可守的问题再次暴露，这里成为了前线。
孙中山先生因为武汉的地理位置，曾非常坚定地想在武汉建都，毕竟这里是中国的地理核心，又有发达的交通。但是后来接任的蒋委员长是个打仗的人，他不会把国家的首都放在武汉这样的“四战之地”，所以选择了虎踞龙盘的南京。
抗战时期，上海、南京率先被破，日本和中国在武汉爆发大会战，在整个江汉平原上，双方出动上百万人大战近半年，伤亡几十万人。此战结束后，日本陆军元气大伤，被迫停止了对中国内陆的进一步进攻，国民政府则搬到了更加易守难攻的山城重庆，一旦日军发难，将退入四川成都。
建国之后，武汉迎来了真正的发展。
作为中国地理中心的城市，武汉除了长江水运，还有京广、京九、汉丹、武大等铁路汇聚，是中国十大铁路枢纽城市之一。作为“九省通衢”，便利的交通让武汉不可忽视，武汉的人口仅次于郑州，是中部第二大城市，但是武汉的经济条件要好于郑州。
改革开放后，武汉是东西部交流的心脏城市，经济飞跃式发展，成为中部地区的顶梁柱。
历史上武汉并不是中国的核心城市，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择，武汉在现代成为国家核心城市的候选，也是中部新一线城市的代表。
但可惜的是，在能预见的未来，武汉依然不会成为中国首都或者陪都。武汉所在的湖北人口只有5000多万，排在中国第9到第10的位置，湖北的经济水平排名也差不多，不仅不如中部的湖南、安徽，更远逊于东部沿海省份，湖北本省对武汉的支撑力严重不足。
此外，武汉的文化影响力只限于本省，跟中原、西北、江淮这些大文化圈核心城市无法平起平坐。和武汉相比，南京统领江淮、西安统领西北，它们可能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副中心。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
1、《武汉三镇商业中心的形成与变迁》，廖立贤
2、《中国古都建设与自然的变迁——长安、洛阳的兴衰》，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