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大明权力场》 作者：阮景东 出版机构：台海出版社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的元王朝都是一个另类。这是一个开放与封闭并存的王朝。它一直按照无序的惯性往前运转。官方语言为蒙古语。蒙古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采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共治的方式。在元朝，汉文明只是作为枝叶而存在，失去了原有的主干地位。统治者对中华文化中的浩瀚典籍提不起兴趣。元朝更像一个拼凑起来的王朝，没有主轴的在运转。

元王朝的统治是宽松的。帝国的军队全部驻扎在黄河以北，拱卫着漠北草原和元大都。黄河以南元王朝都是依靠地方民团维持秩序，县治以下从来没有深入，全部是依靠自治，律令也是极其宽松。在元朝，盗贼通常是被判以罚赎金或打板子了事。元帝国对于反叛者也是采取招安的方式。所以在元王朝除了科举外，“反叛”也似乎是进入仕途的一种途径。

大元王朝

这还不是元王朝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它的财政政策。元王朝的税赋极其低廉，商业税更是从来没有收过。但在元王朝御宇的近百年间，流民、灾荒、水患却是持续不断，所以开支一直很紧蹙。终元一朝，最让统治者头痛的就是理财问题。税收已经被文官把持住了。面对文官的不合作，帝国采取的是让色目人负责理财的方式。忽必烈时代两任理财大臣被暗杀和诬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第三任理财大臣桑哥开动了印钞机，直接带来大元宝钞的贬值，失去了它与白银挂钩的基础。破产的财政和崩溃的经济直接将帝国带到悬崖边沿。

宰相脱脱无疑是出色的。他重视农业、编修三史、兴修水利，干的都是实事。但至正十一年（1351年）将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了风暴的顶点。在这一年，黄河又泛滥了，数十万流民无家可归，不安的骚动正在这个古老的中原大地蔓延。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代中原王朝所处理的莫不是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消除水患、稳定农业生产和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抵御部落民族的攻击。面对这滔滔而来的黄患，年轻的元惠宗下定决心整治。平黄任务自然落在脱脱肩头上，所有的资源都供其调配。这次水患是史无前例的，治理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184万锭中统钞锭砸了下去，15万的民夫被征调，2万军队驻守。所有这一切无不昭显了工程的浩大，具体办法就是开凿河道，将泛滥的黄河水引进它以前的河道，然后再将以前河道的缺口堵塞。最后一处缺口实在无法堵塞。治河总监贾鲁灵机一动，将27艘装满石头的大船停在缺口上。任凭滔滔河水从船下流过，贾鲁一声令下，河工凿沉了这27艘船。接着成袋的石块和沙土被抛入，就这样堵住了最后一处缺口。

治河工程还没有结束，整个帝国已是风起云涌。

可以说从靖康二年到至正十一年这200多年的时间内，北方汉民的起事从来没有间断。而元明清三朝的反叛者选择的都是一个载体—白莲教。这是一个时尚的词，它代表着恐怖、不臣、决绝与隐秘。白莲教起源于南宋，为佛教的一个分支，初期信仰阿弥陀佛，后来信仰弥勒佛。那么，这两种佛有什么区别呢？阿弥陀佛代表出世，而弥勒佛是未来佛，代表着入世，故而白莲教信仰弥勒佛具备了反叛性质。元廷对于这种不安分团体采取的是收编方式。这种绥靖政策导致了白莲教的迅猛发展。也正是这种绥靖政策造成了白莲教的分裂。拥有田产的上层教徒开始跟统治者合作，继承了原教旨。与之相反，下层贫困教徒开始跟民众结合，走向了反叛的道路。

白莲教这种团体天生就具备反叛性质。它就是为了造反而诞生的。有的教徒怀有天下之志，但更多的教徒只是将造反当作职业。早在数年前，白莲教就在黄河流域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为什么要在这里散布这种言论？因为黄河不停地泛滥，这里的百姓穷苦异常，缺衣少食，在一个不断发生灾难的地方鼓动人们造反最恰当不过。至正十一年的水患让白莲教的首脑们觉得机会来了。他们事先在河道即将挖到的黄陵岗埋下一个独眼石人。果然石人被挖出来后，天下震动。这些穷苦的百姓终于知道黄河为什么要泛滥了。他们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知道了天意，那么接下来就要顺应天意。

两位精英人物站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是农民韩山童和富商刘福通。

韩山童出身于河北的白莲教世家，祖祖辈辈为白莲教教主。他无疑是一位狂热的白莲教信徒，有着极好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性。他能够在农民和教书先生两种身份间完成华丽的转身。出身士绅家庭的刘福通居然也对白莲教这么虔诚。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韩山童跟刘福通大约很久前就已经认识。两个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着一致认识。1351年的到来，使得两人成为点燃这场风暴的发动机。黄河沿岸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15万怨声载道的河工成了上天赐给两人的最好礼物。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时机。现在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应为中国之主。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应当辅佐之。他们打起复宋的旗号比单纯的造反更有号召力，因为曾经的正统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弭。这么一来，天意有了，正统也有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韩山童和刘福通聚集3000名白莲教教徒正在安徽阜阳杀猪祭天。当地县令带领人马突然杀到。3000名教徒一哄而散，韩山童被捕牺牲，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一个白莲教首脑人物，一个被民间信奉为正统的人物，一个具有极强凝聚力的人物，一个在死后数十年仍被各路造反大军供奉起来的人物，竟然就这样溘然而逝。但他的后代仍在，所以他的凝聚力并没有消失。

红巾军起义

很快逃出生天的刘福通返回阜阳。面对韩山童的死，他并没有悲观，没有垂头丧气，很快召集了失散的教徒，一举攻克阜阳。元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接着，红巾军击溃前来围剿的各路官军，并连下亳县、项城、罗山、正阳、确山、舞阳、叶县、潢川、息县等地。红巾军打开大元位于固始的大粮仓赈济灾民。此时的红巾军已经发展到10万人。

参加元末暴动的人以教众、盗匪、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僧侣为主。然而，以中国儒生为代表的上层精英集团并没有参与这场暴动。相反，他们对这场暴动嗤之以鼻，不像一般的劳苦大众那样具备民族的概念。他们具备的只是虚伪而停滞的教条主义。而且在明王朝建立后，他们对于这个由自己民族的人建立的朝代却不适应，反而怀念那个已经退居到漠北的帝国。由此可以看出，儒生集团所关心的只是本体系内的利益。他们更喜欢一个能给他们提供舞台的和蔼王朝。所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从来都是劳苦大众，而不是上层精英分子。

在刘福通红巾军起义的影响下，淮河南北各路人马纷纷涌动。徐州的李二、蕲春的徐寿辉、巢湖的彭莹玉、邓县的王权、襄阳的孟海马、濠州的郭子兴、浙东已经多次起事的方国珍，还有同为浙东的张士诚，纷纷带领人马相继起事，并相约头扎红巾，身穿红袄。其中方国珍、张士诚不属于白莲教体系。北方红巾军受刘福通的领导，南方的红巾军则受徐寿辉的领导。北方红巾军较为注重起义的正统性，所以一直以恢复故宋江山和宣扬弥勒诞生、明王转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