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中外贸易

丝绸之路从汉代至明清，演变成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种，仅这一点，便勾勒出中国与外商进行络绎不绝贸易的历史轮廓。而古代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住哪儿？我想是当时的统治者和外国商人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情，同时也值得后人去考究。

自古以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中国都以贸易大国自居。由政府开辟或政府认可的外国商民聚居地，乃至与租界有某种相似之处的外国居留区域，在古代已经产生了。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来到中国通都大邑的外国商民往往集中居住在当地的某个区域，这符合中外双方的利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远道而来的外国商民来至语言、习俗和宗教均不相同的外邦他乡，出自便于生活、交流、贸易、祈祷及进行自卫的考虑，通常有聚居一处的愿望；另一方面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常常要求他们集中居住，以便于对他们的防范和管理。

域外商人集中住在“蛮夷馆”

中国古代最早见诸史册的外商居留区域是汉代槀街蛮夷邸，“槀街”是地名，而“蛮夷邸”顾名思义，是专供进入汉帝国的“蛮夷”们邸宅。

位于京师长安城内槀街的外人居留场所，于汉元帝建昭三年便已存在，但它的具体开辟年代现今难以考证。在开国龙兴之际，西汉政府已和北方的匈奴通史、和亲。不过双方时战时和，双边贸易仅在边关进行，故而偶然才有匈奴使团抵达长安。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打通西域和中原的交通路线，西域各国使臣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涌进长安，可能为了安置这些使节、宾客和商人等，西汉政府方在槀街开辟了供外国商民居住“蛮夷邸”。

从史籍中有“蛮夷邸门”和“蛮夷邸间”的文字来看，槀街蛮夷邸是建有大门和众多屋宇的街区。这一街区对于西域使节来说，算做是汉政府的国宾馆，既是他们在长安的旅居场所，又是外来居民的长期定居之地。

公元前36年以降，当西域诸国的国王被汉朝军队斩杀后，他们的首级常常被押送京师，在蛮夷邸悬挂示众，正好印证了汉武帝流传甚广的那句话：“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可惜的是，有关的记载都语焉不详，后人已经无法获知蛮夷邸的更多情况。

建造“四夷馆”以怀柔远人

过了几百年，由鲜卑贵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在京城洛阳西郊建造了供四方“夷人”临时侨居的四个国宾馆，这四个国宾馆名为“四夷馆”，除此之外还有“四里”。

“吴人”来投奔，处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

“北夷”来归附，处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

“东夷”来归附，处扶桑馆，三年后赐宅慕化里；

“西夷”来归附，处崦嵫馆，三年后赐宅慕义里。

当时的“吴人”则是来华东地区建立南朝的汉族人士，因此，“吴人”聚居的归正里并非外人居留区。

在“万国衣冠朝冕旒”的唐代，长安、扬州和广州等地都形成外人聚居区。其中京城长安的西市、醴泉坊、义宁坊和崇化坊等处，都有大批西域各国的胡人长期定居。

在对外贸易发达的宋代，入居中国的外国商民同样不可胜数，其中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入居发展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泉州，使泉州的晋江之滨也成了著名的外人居留区。

元朝政府在大都北京设立会同馆，作为招待外国贡使的国宾馆，以及外国使团和中国商民交易的市场。在明清两代，这一会同馆被保留下来，并还得到了扩展。在明清两代兴替之际，抗清的台湾郑氏政权曾允准东来的英国商人在台湾、厦门和定海建立居留区域。由于抗清力量很快失败，这些被时人称作“红毛馆”的英国商馆因而没有维持多久。

由此可见，外国人在中国贸易、居留，直至建立聚居区域，是中国古达人司空见惯的常事。

不过关于汉人社会对于突然出现在长安城的“蛮夷邸”是非常好奇的，公子小姐们常常偷偷跑到蛮夷邸去偷看西域来的胡商，看他们包裹着白布的脑袋和大胡子，以及与汉人服装不一样的装束，自然觉得还是汉服好看，总是自带仙气b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