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任用的员工、属下正影响着你的未来命运！—你身边有“社鼠”吗（晏子论社鼠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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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关系领导者个人安危广义上讲，“君主”不仅仅是指一国之君，也包含了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他任用什么样的人，也关系到他自身的命运。
《蒋子万机论》中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
君王治理国家，必须有贤德的人辅佐，才能达到国泰民安。因此，君主被称为头脑，臣子被称为四肢，就像身体一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治理好国家。因此，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君主的正邪。
《体论》上讲道：“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
当领导的人，一定要审慎地选择他所亲近的人。如果亲近的人正直，就没有人不正直。人主能够正直，国家就兴起正气。
《说苑》上记载着一个典故。
（二）安逸齐桓公请教管仲，问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管仲说，最担心的是“社鼠”。桓公不明白，管仲就说，“社”（指土地的神像），是把很多的木头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了泥做成的。因为神像中间一般都是空的，老鼠就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如果你用烟熏它，就怕烧了一整根木头也烧不死老鼠；用水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给毁坏。老鼠不能杀死，是因为土地神像的缘故。
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君主身边的人仰仗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而鱼肉乡里。不诛杀他们，会给国家带来混乱；诛杀他们，他又是人主所庇护的人，很难把他诛杀掉。因此这些人正是国家的“社鼠”。所以，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
用人用得得当，自身就会很安逸，不会劳苦奔波。
《尸子》上讲道：“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
如果能够任用贤德之士，那么自身会很安乐，名声自然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能够安逸。
《说苑》上记载
（三）成败孔老夫子的弟子宓子贱在治理单父时，弹着琴，自己没有离开公堂，单父就得到了治理。
孔老夫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也治理单父，他披星戴月，事必躬亲，忙碌得不能安居，不过单父也得到了治理。
巫马期就问，为什么宓子贱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治理好了呢？
宓子贱回答，我的做法是“任人”，任用贤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
“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
出力的人，他肯定会劳苦奔波。任用贤德的人，他自身就会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治理好。宓子贱属于后者，四肢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让百官把事情给治理好。巫马期却不然，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苦地亲自去教诲百姓，虽然使单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领导者自身有德行，又不嫉贤妒能，信任那些贤德的人，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昌言》上有段话说得很好。“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
这段话是说：
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
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
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志，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行罚。
喜欢美女就忽视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黎民被冤枉、被残害。
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审判案件，都是在冬日的时候来行刑。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的牲畜，都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然做到了所有这些，也无益于挽救他的败亡。
这就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寻找国家治乱安危的原因。国家的治乱安危，并不在于你找人来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灾祸，但想要避免，还是要靠积德行善。积德行善，就能使整个社会风气转好，人们都做有道德的事。当然还要上行下效，在上之人能够率先垂范，任用贤德的人，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百姓做一个表率，这一点尤其重要。
《说苑》上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
君主要想平治天下，而且使自己名垂不朽，必须要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
所以《易经·益卦》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身处上位，而能够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在下位的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易经·屯卦》又说：“以贵下贱，大得民。”
虽然身处高位，但能够谦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
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布施恩德，而且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安抚远方的人，而使近处的人亲附。
“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
你的朝中没有贤德的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你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你想走远路，就要依托于马车；你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于贤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
如果你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如同在夏至当天还期望夜晚更长一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鱼一样，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事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都是很困难的，他们都会陷于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这就是说，要成就霸业的话，必须依托贤明的人。
《晏子》上记载着一个齐景公的故事
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回答：“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左右全是娼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
这就从侧面告诉景公，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信任贤才。如果你也想称霸天下的话，不是效法他有多少的兵力，而应该效法他有任用贤人的智慧和肚量。显然，用人关系到君主的成败。
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用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们才能的大小，给以适当的官职，让他们做合适的事。道德教化由天子达至百姓，以位重的人来制约位轻的人。
所以上面一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什么；上面有所行动，下面也会自然跟随。四海之内同归一心，都背弃贪婪鄙陋，而心向道义。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化民众，就像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一样，没有人不跟从。
这就告诉我们，古代任才都是以德行、才能高低为取舍，而不是任人唯亲，或徇私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