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夜，三鼓时分（子时，23点到1点之间），风尘仆仆的怀来县守臣，直趋皇城，叩响了西长安门。

此时城门早已关闭，按制不到早朝是不得开启的，而此时离上朝前的准备至少还要一个时辰，可来人却等不了那么久，执意要立刻入皇城进宫，有天大的事要禀告太后。

不耐烦的守卫军士从门缝中接过来人塞入的帛书，当看清帛书上的文字及印玺后，守门官如雷轰顶差点吓死过去，兹事体大！他也顾不上违制与否，当即打开城门，护送来人奔往紫禁城。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皇城之上黑黝黝的苍穹，一轮明月如玉盘高挂，本应是良辰美景，奈何此时的大明王朝却无福消受，今夜的紫禁城注定无眠！

因为就在昨日（八月十五）下午，大明的皇帝朱祁镇兵败土木堡，二十余万京营大军顷刻覆灭，随扈文武死伤无数，堂堂一国之君更是屈辱被俘！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以天子御国门，威震漠北，怎料想后世子孙竟如此不肖！

大明国耻，直追前宋！

八月十七日早朝，受命居守京师的郕王朱祁钰，在午门前的阙左门接受群臣例行谒见，孙太后适时公布了皇帝被俘、传书索要金帛自赎于瓦剌的消息，百官无不悲恸！

兵部侍郎于谦，北望号哭，誓不与虏俱生！

时京师内外可战之兵，不过老弱十万，瓦剌势大，士庶震怖，南逃之声四起。

好在于谦等有识之士极力主战，并在之后的京师保卫战中力挫瓦剌，这才将险些坠向深渊的大明王朝拉回正轨。

我们今天再看土木堡之变，都清楚这是明代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深刻影响了明廷北部边疆的策略，军事日趋转于保守。

但时至今日，围绕在土木堡之变上的疑点依然重重，“全盛之天下”的大明怎么就轻易的败了？真就如史书说言全是权阉王振一人的过错？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重新复盘整个土木堡之战。

土木之变前因

1、瓦剌的崛起

自从明朝建立后，元廷北逃大漠，经过洪武朝的多次军事打击，北元瓦解，分裂为鞑靼、瓦剌东西两部。鞑靼部以势力强大的阿鲁台为尊，瓦剌部则是以马哈木为主。

在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五征大漠，分别对鞑靼和瓦剌进行了强力的军事打击，马哈木、阿鲁台先后归顺大明。但由于阿鲁台叛服无常，多次受到明廷重创，瓦剌因此得到快速壮大。

宣德九年（1434年），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阿鲁台，之后数年又逐步吞并蒙古诸部，基本上统一了草原，并立元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

正统四年，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位，自立太师称淮王，联合可汗脱脱不花部，东西扩张，瓦剌势力越发强盛。

从正统八年开始，也先围攻哈密，强迫大明属臣哈密王顺服他，在逐步控制了哈密卫之后，又先后将沙洲、赤斤、罕东三卫收入囊中，大明西北嘉峪关外再无屏蔽。正统十二年，兀良哈三卫也为也先所掌控。

这一时期的瓦剌在也先的统治下达到极盛，志得意满、咄咄逼人的也先自然生出南侵大明的想法，而促成这一计划成行的诱因，却是朝贡贸易。

2．朝贡贸易

所谓朝贡，原指诸侯或属国定期朝拜天子，进献地方特产。

明代立国后，恢复古来已有的华夷观念：“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作为华夏正朔的大明王朝，昭告天下，凡四方臣服者，俱可来朝建立朝贡关系，一时间东南夷、东北夷，北狄、西戎百十多地纷纷入贡，朝廷按例给予厚赏。而国初退往大漠的蒙古各部，也在永乐时期强大的军事碾压下，入贡臣服。

蒙古的鞑靼、瓦剌两部每次入贡，除了能得到远远大于贡品价值的封赏外，蒙古使臣还可以在京师会同馆进行商品贸易，以草原马匹、皮毛等特产换取中原丰富的物产。

此外，凡入贡的蒙古使团往返京师的起居饮食都有朝廷负责，而且朝廷的回赐是以来朝的人数和地位来给赏的，对人数并没有明确限制。这种薄来厚往的朝贡制度，让蒙古诸部感到有利可图，极大刺激他们不断扩大使团的规模。

在土木堡之变爆发前的十四年里，瓦剌来京朝贡的人数从最初的不满百人，猛增至千，正统十二年，入贡人数高达2472人！尽管瓦剌入贡的马匹和毛皮都有大幅度增长，可远远不如明廷的回赐丰厚。

逐渐增多的使臣，让大明一时不堪重负，从正统七年起，明英宗就曾晓谕边将严格控制入关的瓦剌人数，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明政府开始将每次入贡的赏赐固定下来，以此变相削减赏额。

并且正统年间瓦剌大规模的入贡，也带来很多政治问题，比如有使臣刺探城防边情，违禁买卖兵器等等。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永年先生，曾在《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一文中指出：“正统年间的朝贡已经脱出贸易常规，成为也先讹诈的一种手段。”

正统十三年，再次入贡的瓦剌声称使团数三千多人，实际两千多人，这是故意在虚报数目讨要赏赐。因为之前瓦剌和大明已经发生过多次朝朝贡贸易冲突，这次大明态度强硬，在会同馆官勘实瓦剌人数后，礼部验口给赏，虚报者不予赏赐。

索求得不到满足，而相对之前的封赏也有所削薄，大失所望的也先不由恼怒，此时正值瓦剌全盛，兵强马壮，耀武边关胁迫大明成了也先的首要选择，于是战争爆发了！

土木之变

1. 亲征的决议

正统十四年七月，秋高马肥之际，也先恩威利诱蒙古诸部，分军四路大举入寇。东路由脱脱不花汗，攻辽东；中东路则由阿喇知院统领，攻宣府；而中西路由也先亲率精锐大军，攻大同；另一支则进犯西北甘州。

实际上，早在六月十七日，明廷已经获悉瓦剌意欲攻掠大同的情报，英宗皇帝当即差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相机剿杀。

到了六月三十日，英宗皇帝更是命京营马步精锐3万驻守大同，1万5千协助宣府。

七月初二，关于瓦剌入侵的确切消息传来，为了备战，英宗一面派人到边镇犒赏大军，激励边军迎战，一面下令补足京营马匹，做战前准备。

可以看出，明廷上下对瓦剌入侵是严阵以待，相当重视的，就军事而言，这些战前措施也都非常正确，至少此时大明还没做出错误的决策。

但尽管准备充足，可现实的情况却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七月十一日，也先进攻大同，右参将吴浩率部迎战于猫儿庄，这一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吴浩力战而死。紧接着阿喇知院也入寇宣府，围攻赤城堡。

军情紧急，当日就传到北京，英宗皇帝按捺不住，和王振计议决定亲征。

由于此时司礼监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因摄于王振威势，对亲征之事，朝会之上没有人当场提出异议。

到了十二日，皇帝下达动员令，给京营官军操练者，每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二双，发一月的行军粮食，以及兵器、负辎重的驴等。

按道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可明英宗和王振并没这么做，而是只准备了一个月的行军口粮，这摆明了是要速战速决。一方面是军情紧急，另一方面也是王振和明英宗存了大军恫吓也先，逼退瓦剌军队的心思。

而后来英宗皇帝领军出征从出发到回师，如果没有土木之变，前后一个月恰巧正是实际日程，所以这次亲征虽说仓促，却也是提起制定好行程计划的，准备一个月内解决也先，然后班师。

亲征计划既然已经下达，那百官们在干什么呢？

按照《明英宗实录》记载，到十四日前的三天内，百官还真就没什么动静，也许是在观望，发现皇帝确实下定决心亲征，这才施施然的在七月十四日，由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率廷臣合章上奏，劝谏皇帝不可躬履险地。此外，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单上一本，劝谏皇帝以社稷为重。

这两本奏疏并不能说服英宗皇帝，英宗回复道：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

接下来百官们便没有再次劝谏，毕竟从太宗皇帝（即明成祖）迁都后，前三代帝王，除了仁宗在位日短，哪一个没亲自领军亲征过？况且京师三大营设立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有任何武臣代天子统御出征的情况，前朝先例在，大臣根本无从阻拦。

而更加让百官无力反驳的是，十五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和监军太监郭敬与瓦剌军战于阳和后口，此战明军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郭敬躲入草丛幸免，石亨只身跑回了大同。

这一场大败，明军损失惨重，局势的恶化极大刺激了英宗皇帝，在加上王振的极力劝成，亲征之事已无可避免，这时候没有人能找到合适理由阻止皇帝效法祖宗的武功。

亲征并不算是错误的决策，那是外部紧急军情和明廷历代君主统军的内因促成的，唯一错误的是，战争不是儿戏，它充满了偶然性，一个长在深宫的帝王，和纸上谈兵的太监王振根本没能力指挥数十万大军，从皇帝下达亲征的指令后，这场战争的走向就充满了未知，这也是百官所忧虑的地方。

2、回师路线之谜

诏命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师后，在一干文武大臣的扈从下，英宗皇帝亲率二十多万大军于七月十六日出师，前往大同。

关于出征的兵力一说五十万，实际上五十万为号称，不可能有这么多，根据李新峰先生考证，实际人数多不过二十万，甚至可能更少，这也是比较合理数字。

七月二十三日车驾到宣府，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

越近边地，随行的大臣越恐惧，而且此时王振的专权跋扈也引起大臣不满，有人建议杀王振，然后派遣大将领兵前往大同，其余人和皇帝返回京师，但都慑于王振，人人自危，没能成行。

七月二十八日，车驾到达阳和城南，来到之前西宁侯宋瑛等全军覆没的地方，只见伏尸遍野，极为惨烈，全军上下无不胆寒恐慌。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这时也先的大军已经退回关外，再加上连日来风雨交加，军心不稳，随扈大臣都建议班师，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也秘告王振形势的严峻，于是初三日明军回师。

但回师路线中途存在变更，这便成了后世争论土木惨败的焦点。

首先回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沿边塞到宣府原路返回；一条经蔚州过紫荆关，回銮京师。

紫荆关这条路线因深入内地，相对安全，也是百官所赞同的。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初议从紫荆关入，但因王振是蔚州人，开始也存了邀请圣驾到他家乡炫耀的心思，便同意了，但走到半途，王振又怕大军踩坏乡土庄稼，便改变主意重新令大军改道宣府。正是王振随意改变行军路线，让“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兵败的责任全归咎于王振，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根据《明英宗实录》，来看看明军回师的路线：

初三，车驾次双寨儿；

初四，车驾次滴滴水；

初五，车驾次洪州方城；

初六，车驾次白登；

初七，车驾次怀安城西；

初八，车驾次万全峪；

初九，车驾次阳和北沙岭；

初十，车驾次宣府。

这些地点对应为今天的地名，分别是阳高县双寨村、阳高县滴滴水村、阳原县、阳高县大白登镇、怀安县怀安城镇、万全县左卫镇、阳高县北沙岭、张家口宣化区。

地点所在如下图所示：

接着我们按照行军的顺序，将上边的地点连起来，如下图所示：

你会发现，这个路线明显有着巨大的漏洞，初三日到双寨儿一天行军一百二十多里，步骑相合的大军，又不是纯粹的骑兵，一天行军一百多里很难想象，而之后的初九和初十更是不可思议，先掉头两百多里，又折回两百多里到宣府，太过玄幻，更不可能，只能是实录记混了几个地点，毕竟现在的实录是清初的抄本，誊录错误也有可能，为此笔者重新梳理后，行军路线如下：

大军先沿边墙向北沙岭，后王振改主意走紫荆关，折回南下滴滴水，至洪州，又改路线经白登、双寨、怀安城、万全峪重返宣府，这样更符合逻辑。

而之所以如此行军，因为英宗一开始并不想一仗未打便灰溜溜的返京，他和王振便决定沿边至宣府寻中西路的瓦剌军至少打一仗，但行至阳和卫的北沙岭，再见到死难的大军，军中骚动，风雨雷电又大作，百官劝说改走紫荆关，而王振心里也打鼓，便邀请英宗顺道到驾临他蔚州老家，改变路程南下。

可到洪州，不论是否是王振怕踩坏家乡庄稼，而劝英宗改了主意重走宣府一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往返的折腾不仅浪费时间，让也先有时间尾随而来，更是令军心士气大丧，虽说这并不是兵败的主要原因，可接下来英宗的军事冒险却将大军置于危险境地。

3. 驻跸土木堡

八月初十，明军到达宣府，这时已经发现了瓦剌的主力，兵部尚书邝野两次建议英宗急趋入关，派重兵殿后，但被王振严辞拒绝。

十一日，明军出宣府东南行军五十多里，到了十二日只行军二十里，驻扎雷家站，十三日更是原地未动。

很明显明英宗和王振此时在等待尾随其后的瓦剌大军，以求决战。

也正是十三日时，英宗接到后军被瓦剌袭击的消息，他立刻派恭顺侯吴克忠率军回击，而本部大军在原地展开待敌。

可战场的变化瞬息万变，吴克忠的军队陷入伏击，全军覆灭，只有吴克忠的儿子吴瑾只身逃回。

这时已到傍晚，英宗大惊之余又命成国公朱勇领兵四万救援，可惜大军在鹞儿岭再次依遇伏，全军尽遭屠戮，朱勇也战死。

接连的败仗，至少七万大军覆灭，让全军上下胆战心惊！十四日一早大军不敢停留，继续行军三十多里，来到了战役的关键地点，土木堡。

这时天色尚早，大军离怀来城只有20里，为何不驻跸城防更优越的怀来城，反而停在了土木堡？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说法，是王振有一批辎重落在后面，为了等辎重队赶上，致使明军不得已在土木堡停下。而有意思的是《明英宗实录》上却是另一种说法，称王振因接连失利，身体抱恙（可能是吓出病来了），才止与土木堡。

土木堡地势较高，倒也适合驻军，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无水，明军掘地两丈也不得水，而最近的水源是南边十五里处的妫水（永定河），但永定河已被瓦剌占据。

这时候疑问来了，当时的怀来城就在永定河旁，为何没有守军及时制止？

实际上早在七月中旬，阿喇知院围攻独石城、马营时，守备赤城堡的指挥使郑谦、徐福，以及雕鹗堡指挥姚瑄闻瓦剌入境，率先弃城挈家奔走，以致于带来严重的连锁反应，怀来、隆庆、龙门卫的指挥官易谦等也有样学样，望风奔溃，宣府北路、东路几乎等同无人区！

这些弃城而逃的军官跑到居庸关，大言不惭的声称驻军居庸关，为京师声援，完全不在意此时皇帝正挡在前边正往大同。

宣府北路、东路的剧变并没有及时通知英宗的大部队，直到八月九日，镇守居庸关的孙斌上奏了边将弃城逃跑的丑事。

所以这也是瓦剌骑兵可以在宣府周围来去自如，更能迂回包抄英宗车驾，扼断水源，甚至已经接管了怀来的城防，让明军陷入被动，不得已停在土木堡。

八月十四日晚，在明军刚驻扎建立营防后，也先就已尽领兵连夜猛攻土木堡北的麻峪口。

十五日上午，瓦剌骑兵完成了对土木堡的合围，明军情势危急。

这时候英宗和王振不敢擅动，依托坚固的营防守御，也先一时也奈何不得，只是此时人马缺水一天，大军上下焦虑不安。而也先也怕时间一久，明军援军到来，形势不利，便假意讲和麻痹明军。

陷入危地的英宗自然求之不得，立刻写好敕书，并派通事随瓦剌使者返回。

这时合围的瓦剌军忽然撤开南面防守，英宗和王振以为议和之事已成，当即命饥渴的大军移营就水，哪知瓦剌大军忽然杀了过来，高呼：“解甲投刃者不杀！”

毫无斗志的明军立刻崩溃，纷纷放弃抵抗，大军倒戈，自相蹂践。

据幸存的大臣李贤事后回忆，此战“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

扈从的公侯伯和文武大臣战死无数，王振死于乱军，英宗也成了瓦剌俘虏，土木堡之战以明军彻底覆灭告终，其时情景当真是惨不忍睹！

明军之所以失败，除了王振的专权跋扈，把持军事指挥权造成明军一再错失良机外，明英宗的轻敌冒险和宣府武将的懦弱弃城也有很大关系。

战后，于谦、叶盛等大臣就曾气愤的指出，如果不是宣府东北两面，独石、永宁、怀来等十一城守将弃城而逃，六师何至于失陷土木！

也有说法称土木之变是文官集团的阴谋，这种说法甚为可笑，内阁首辅、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一大批文官战死，哪有文官自己算计自己的阴谋？

王振的怂恿，皇帝不懂兵事的盲目冒进，以及贪生怕死的武将弃城逃窜，共同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惨败结局。

这是大明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之下，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