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三月的早春，江南已是烟花迷眼、杨柳乱拂；清透碧绿的河流，也在暖阳中苏醒、随着东风荡漾至了城中。一弯青石铺就的小桥，随意的越过流水；水面泛着几艘华美的画船，船中之人，焚香枕琴，听着一城烟雨在帘外迷离，悄然入睡。

繁华的街道，人声鼎沸、酒旗招展，酒垆边卖酒的女子，挽袖舀酒，洁白的手腕，犹如凝结的霜雪，纯净无暇。

诗冠吴中的江南才子徐祯卿

江南的繁华，历来广受称赞，清秀婉约的山水、发展迅速的经济文化，孕育了许多风流倜傥而又情感细腻的读书人，诸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江南四大才子”。

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中四才子”，因为他们居住地苏州古时又称吴中，故有此名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昌谷少与唐寅、祝允明、文璧齐名，号吴中四才子”。昌谷也就是徐祯卿的字，文璧是文徵明，祝允明号枝山，唐寅则无需赘述，已是家喻户晓。

因为一些戏剧评传和影视剧的流传，许多人认为他们四个当中，唐伯虎是才学最高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四人各有专长，唐伯虎的画、祝允明的书法，一直为后世称道，文徵明综合实力出色，而徐祯卿，在四人之中，诗歌最佳，有“吴中诗冠”之誉。同时，他又是“前七子”中的重要成员，诗歌成就、影响力可与李梦阳、何景明鼎足而立，是后世研究明诗无法忽视的一位名家。

江南四大才子（剧照）

徐祯卿，字昌谷，于1479年，出生在一户普通且清贫的人家。他祖籍河南洛阳，先世徙居常熟双凤乡，十几岁时，随父亲至郡城。史载徐祯卿“十岁能诗”、“家中不蓄一书，却无一不通”，天赋甚佳，故而求学之时，他与唐伯虎、文徵明等青年才俊一见如故，引为挚友，诗文唱和、交往甚密，也由此踏入了吴中地区的文化圈。

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繁华之地，文化经济发达，明中期因皇权政治的相对松弛，吴中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飞速发展。经济的繁荣，使得吴中的士人养成了一种浮奢之气，其审美观念亦趋向于绮靡精巧，故文风也多呈现出六朝浮华流艳的风格。

正如明人方凤所言：“吴中风俗日趋于薄，而士气日沦于浮侈”。

受此文风习气侵染，徐祯卿在吴中时期的诗文，言辞精巧柔美，傅光宅谓其“多稚年绮语，尚沿吴习”。钱谦益亦在《列朝诗人小传》中言徐祯卿：

其持论唐名家，独喜刘宾客、白太傅，沉酣六朝散华流艳文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尤香。

钱谦益所举诗例，便是徐祯卿的名作《文章烟月》 ，其中“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一联，道尽江南的人文荟萃、景色秀美，被广为传颂。

若徐祯卿诗文仅是言词绮丽，定然难当吴中诗冠之名，更无法成为“前七子”的中坚力量，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也不至因此而觉“口吻尤香”。

我认为，徐祯卿诗之所以广受赞誉，是他致力于诗，故得前人精髓；另外他能将自己所提出“由质开文、因情立格”的诗学主张，切实地应用于诗歌创作中；而在这两点基础上，他又融合南北诗风之长处、避其短处，终成一家之诗，在明诗坛独树一帜。

致力于诗，故得前人精髓

吴中文化氛围浓郁，士人诵读诗书之余，多兼学书法、画，唐伯虎、文徵明、祝允明三位才子皆是如此。唯独徐祯卿对于诗歌尤为喜爱专注，并倾尽心力，希望能有所建树，其《复文温州书》便流露了这种志趣：

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议论以达性情，摅胸臆之说，期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

古代科举，读书人尤为重视，诸如徐祯卿这等出身微寒，更是如此。他曾因屡试不第，花费甚巨，因此和父亲发生了不愉快（屡台试不捷，父恶之）。第二次进京考试的花费，更是唐伯虎资助的。

唐伯虎（剧照）

按理来说，他更应该将心思放在科举考试之上。然其研读诗文手不释卷，“至于时文讲说，或积月不至”。时文讲说也就是那时候科举考试的范文、复习资料等，即便多次科举失利，他仍然一连数月不理会，而致力于诗。由此可见他对诗歌的热爱。

这或许便是王国维所说的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正是因为这种专注，使得他能上探《诗经》风雅，下寻汉唐气象，从而得前人精髓，其字里行间，皆有汉唐格调韵致。

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谈艺录》十分崇尚汉魏时期的作品，有“孝武乐府，壮丽宏奇”、“魏氏文学，独专其盛”之言。他的五言古诗，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多有汉魏高格沉韵之诗风。

例如其五言《苦寒行》有句“无衣叹秦风，卒岁咏豳诗。伊余炎荒士，飘飖寄边陲”，描写边军行役之艰苦、思家之深切，颇具曹操《苦寒行》“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之气韵。

从这首《苦寒行》可以窥探，徐祯卿并非是单纯的“临摹”，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了相近的思想内核与艺术效果。他的《游侠篇》“慷慨功名会，何言七尺捐”亦有曹植《白马篇》那种对壮烈事业的憧憬之意，慷慨激昂。

曹操（剧照）

因此明朝学者顾璘赞其：“词旨沉郁，遂闯晋宋之藩，凌措曹魏”。认为徐祯卿能够得六朝之精髓，又兼曹魏诗之妙处。

不仅是对汉魏诗歌极为肯定，有唐一代许多名家，均是徐祯卿学习宗法的对象。马星冀便在《东泉诗话》中言：“徐祯卿五律学孟襄阳，气格极相似”。孟襄阳便是孟浩然，他的五律在盛唐可谓一流，李白对其都倾慕不已，此番评价，不可谓不高。

徐祯卿的七绝一直为人称道，其中很大原因是他宗法“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能得精髓。故而朱彝尊《明诗综》言其“直是供奉龙标（王昌龄）风调”。

试看徐祯卿《从军行五首·其二》“轻车夜渡交河水，斩首先传吐谷浑”，此诗末两句与王昌龄“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是采用了同样的作诗技法。

不写正面两军交锋，而通过侧面描写，来体现己方战士之骁勇。就如罗贯中为体现关羽之神勇，不用太多辞藻形容，只一句“斩华雄，酒尚温”便能完美体现，而且还有想象的空间和余韵。

当然，徐祯卿学诗并非拘泥于某一人、某一家，而是采众家之长，化为己用，别出机杼，自成风格。

“由质开文、因情立格”的诗学主张与创作

绮縻文风之所以一直被批判，是因为这些文章只注重华丽的辞藻，也就是“文”；但没有深刻的思想或是真挚的情感，即“质”。如果注重文，先追求辞藻华丽，再填充内容，这种“由文求质”的诗文，定然是华而不实的。

只有“由质开文”，才能真正做到“诗以言志”。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论述的那样，一篇文章，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也要有优美的形式言辞，此方为文之本源。

徐祯卿便是如此。他的诗学论著《谈艺录》便主张“由质开文、因情立格”，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他认为：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

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此乃因情立格。

诗歌创作，是一个由情至气、由气至声、有声至词、由词至韵的过程，但情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喜怒哀乐而变化，情不同，所以写出来的诗，也自然也不同。每个人的情志思想、人生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故而发自真情创造出的诗，是独一无二的、是鲜活的、有生命的。

徐祯卿诗学主张如此，实际创作同样如此。他出身微寒，少年时期丧母，后又屡屡落第，与父亲感情不合，命运颇为坎坷，所以徐祯卿的诗中，多体现了他对自身人生、命运感慨，对自然万物描写，也融入了浓厚的情感。

例如他在母亲忌日而写的《先母讳日二首》：

头颅长大日堪衰，十二年前哭母孩。

岁月不知生死苦，儿身渐老骨成灰。

初读此诗，便能感觉到徐祯卿对母亲那种刻骨的思念，同时在怀念的情感中，又有一种无法抹去的悲痛。与至亲的生死离别，是锥心之痛，但岁月不知，依旧无情增长，岁月每涨一刻，痛苦就增长一分，所以徐祯卿觉得自己“身渐老，骨成灰”。

徐祯卿一直体弱多病，享寿仅三十余载，他的诗中，有许多对生命的感怀之作，如《独立》“日暮啄饥喧野雀，天寒争宿集荒鸦。官桥寂寞梅花发，愁见南枝又岁华”之句。

黄昏下争夺食物的野雀，寒风中聚集取暖的荒鸦，让徐祯卿顿觉生命珍贵，却又容易流逝，故而眼前的一景一物，都被他看成了自己，自然与生命，在伫立中交融，联想起前途未卜、壮志难酬，不禁怅然若失。

正是因为情之深，对诗歌用心之深，徐祯卿才能写出此般文质俱佳的诗歌作品。对于“前七子”中几位诗歌成就较高的成员，《明诗综》有“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之评价，其中“徐”就是指徐祯卿，“情深”二字，最贴切不过。

融南北之长，成一家之诗

1.登第之前，对江南地区诗风的扬长避短

上文所述“致力于诗”、“因情立格”，都是贯穿在徐祯卿一生诗歌创作当中的。若结合这两点再从他登第前后，两个时间阶段的诗风来切入分析，我们则能对其诗歌成就有着更清晰的认识。

纵观徐祯卿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登第之前，与受吴中文化的影响所写的诗歌；二是在登第之后，加入“前七子”之后，所创作的诗歌。

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诗风，绮丽柔美，独抒性情，但往往失之于放荡俚俗。赵翼言明中叶江南才士：“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之外”。

他们很多诗歌，情之所到，肆意落笔，没有诗歌应有的章法，甚至接近市井生活中所说的口语。例如唐伯虎的《言志》“不炼金丹不炼禅，不为商贾不耕田”、祝允明《口号》“蓬头赤脚勘书忙，顶不笼巾腿不裳”之诗句。

唐伯虎（剧照）

徐祯卿对“诗抒发情怀”深以为然，词句也多绮丽，但并没有失之俚俗，而是通过学习古人高超的诗歌创作技法，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同时，兼顾彰显诗歌体裁独有的神韵风骨，此从上文已有诗例体现。

所以说，徐祯卿接受了吴中士人所提倡的“诗以寓性情”，也侵染了江南绮丽柔美的文风，同时，他又尊崇汉魏，摒弃了吴中诗风的放荡俚俗。对于这一番扬长避短，徐祯卿提炼出了自己的认知思考，并论述于《谈艺录》：

大抵诗之妙轨，情若重渊，奥不可测；词如繁露，贯而不杂；气如良驹，驰而不轶。

诗歌一定要有真挚、深刻的情感蕴含其中，这样才能令人触动，引发共鸣；言词应该符合感情基调，即“有感而发”，优美而顺畅自然，不是杂乱地堆砌；最后诗歌整体呈现的格调、气脉，应该如骏马奔驰，灵动俊逸，但应行进有方，不是一味地放任奔纵。

正是因为汲取了吴中文化的精华，结合前人诗歌，徐祯卿才能有如此高论，并完美应用于自己的诗中，所以其诗也在吴中脱颖而出。不过此时徐祯卿诗歌作品“情深绮丽”有余，却也显“浮艳纤柔”，这是他登第之前诗歌的不足之处。

2.对北地复古诗风的吸收，融南北之长

明朝诗歌文化，自明初刘基、高启之后，便一直衰颓不振，诗坛充斥着雍容沉闷的“台阁体”，以李梦阳、何景明的七位士人以起衰救弊为己任，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欲重开明朝诗坛气象，这便是“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徐祯卿是明前七子中的一员。

前七子的复古，对于明朝中期的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明中诗坛吹入了一股汉唐雄风。然而很多主张复古的士人，局限于古人的诗中，毫无创新，一味的模仿汉唐的诗歌，正如钱钟书所言：

明人学唐诗是学得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

简单来说，就是徒有其形，不具其神。徐祯卿从江南到北地，成为前七子的一员之后，其诗风也有所转变。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言徐祯卿：

及见北地，初犹倔强……既而心倾意写，营垒旌旗，忽焉一变。

前七子多是北方人，又在朝廷为官，他们掀起的复古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方诗坛风格，故而朱彝尊说徐祯卿至北地，改变旗帜。钱谦益也说徐祯卿：

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李梦阳）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

其实“趋汉魏”并非是因受北地复古诗风而做出的改变，徐祯卿早在吴中时创作的《谈艺录》便有“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击也”的言论，可见他一直将汉魏之诗作为登堂入室的学习对象。只是前期因环境因素，创作汉、魏古乐府诗比较少而已。

不过对于“盛唐”之诗的学习，却受到李梦阳等人的影响，故而他登第之后，诗作融入了一股高古格调，冲淡了前期的浮华纤弱。同时徐祯卿对“剽窃临摹、摘字寻句”的复古方式敬而远之，而是保留了自己前期清丽、情深的特质。李梦阳还因此批他“守而未化，蹊径存焉”，钱谦益认为这才是徐祯卿的高妙之处，并赞他：

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奡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

徐祯卿于诗一道，天赋极佳，并能倾尽心力，去研究、创作诗歌。同时他又将自己切身的情感、生命的感怀，融入优美的词句当中，化为动人的诗篇。

虽然后期受李梦阳等人影响，参与了复古运动，诗风有所转变，但是他并没有被同化，也未沾染那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剽窃临摹之风，而是融合南、北两种风格，有汉唐格调，又得江左风流，自成一家。故而，徐祯卿一生虽然短暂，其诗却在明中期、以及后世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