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时的檄文里为纣王列举的罪名中就有两条：“离逷其王父母弟”、“遗其王父母弟不用”，商纣王进行的这一项看似顺乎时代潮流的变革为什么会失败呢？

商纣王（影视形象）

因为一旦缩小了过去的继承权主体范围，那么被新制度排斥掉的宗族成员自然心有不甘，而商纣王采取的措施是以强权推动，没有安抚好利益受损的群体，同时还有一个没来得及爆发的隐患，就是父死子继的制度中，当“子”有多人的时候，同样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不稳定，这样的情节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上演。

因而，周王朝在建立之初，就用制度确立了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度，为了解决子与子之间的争端，又将父死子继进一步明确为了“嫡长子继承制”用以定纷止争。那么，周武王和周公又是怎么安抚利益受损的宗族呢？素有威望的周公以宗室辅佐幼主并在成王成年后还政于君开创了良好先例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深层次、更稳固的原因则是开创了西周另一项重要的制度——分封制，将这些失去继承权的宗族（事实上也包括了功臣）分封出去，让他们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享受权力，同时也拱卫继位的“嫡长子”，或许是兄弟，或许是侄子（其中也满足了天子在偏爱幼子但无法让其继位的情况下的弥补心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分封体系，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上的金字塔图。

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当时，如此仅仅依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必然会随着世代更替而逐渐瓦解，那么，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周天子则无法维持其在诸侯面前的天子的地位了。作为杰出政治家的周公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就出现了以血缘为纽带、家国一体的宗法制，与之相配套的是兼具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周礼，为处于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所有人制定了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以此将血缘凝聚成纽带来对抗地缘和时间带来的离心力，在事实上形成一套“君臣父子”之间的纲常伦理，并在后世实现规范化。这也是教科书中说“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原因。

所以，宗法制是在西周初期的客观环境下必然形成的，而不是某个天才政治家，如周公旦，创设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稳定制度，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必然只会选择也只能选择最有利于解决当时最重要问题，即主要矛盾的制度。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彼时形成的是宗法制而不是其他选择，实际上作出其他选择的人也有，比如：商纣王。

当我们理解了宗法制形成的原因之后，再来看看它为什么一直延续了下来。

如前所述，宗法制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那么随着分封制成为历史，作为国家制度的宗法制自然也逐渐淡化了。最明显的例子，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后世君主虽然坚持了“传子”的模式，但“嫡、长、贤、爱”四条标准可择其一动摇了单一的“嫡长子继承”这一宗法制核心。

那又为什么说宗法制一直延续下来了呢？

因为宗法制还有一个特点——家国一体，以血缘为纽带嘛！

血缘关系塑造的最基础的集体形态是什么？是家庭。宗法制和周礼的影响是施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最基本的具有集体形态的社会单位，家庭并没有随着分封制而消失，依然适用并且践行着宗法制下的纲常伦理。

中国社会一直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乡村社会始终处于自治状态，但一个社会的最基层的稳定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自治的乡村社会必须实现治理，需要一套稳定的治理体系。这样一来，则为宗法制的延续提供了载体，这既是乡村社会自身需要的一套秩序规范，也是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喜闻乐见的，自然有能力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直到近代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逐渐衰落，但依然没有彻底消亡。

PS：实际上嫡长子继承制（可以往前追溯到商代后期的父死子继）也带来了问题：君主年幼或者君主昏庸，要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则成为中国职业官僚制度与精英政治的开端，如商王 武丁 重用傅说，纣王重用蜚蠊、恶来，周文王重用姜子牙，使得国家机器由家天下演变为“天下公器”。

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