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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82年秦军攻陷赵国的祁城、兹氏算起，直到公元前259年长平之战结束，这23年中秦、赵两军先后有过8次交锋的记录，赵军6次失利。
仅有的两次战胜，一次是公元前270年赵奢取得的阏与之胜，一次是公元前269年廉颇取得的几之胜。这两次胜利中尤以阏与一战最为著名。为何在赵国屡战屡败的颓势之中，赵奢却独能逆转取胜呢？
决定秦、赵两国生死命运的那场大决战是在华阳之战的11年后爆发的。这一年，赵惠文王的儿子孝成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穿了一件偏裻之衣，乘着飞龙上冲九霄，可半途就跌了下来。
“偏衣”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衣裳左右两襟的颜色不一致。这样的奇装异服并非纯出幻想，在从前的历史上它还真出现过。《左传》记载，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命太子申生出征东山的时候就赐过他一件偏衣。戎服以纯色为贵，杂色是不吉利的。所以申生收到这件赏赐后，麾下将领纷纷为他担忧。
如今又是偏衣，竟然披在了赵孝成王的身上，此梦主何吉凶呢？醒来后孝成王紧急召问了卜史。卜史告诉他，偏衣主残。乘龙上天，不至而坠，暗示您心气儿太高，实际上却力不能逮。
孝成王又问，那我梦里还看到金玉山积，又怎么说？卜史回答，这来历不明的巨富，怕不是吉兆吧。
三天之后，这个奇怪的梦仿佛应验了。已经贵为武安君的秦将白起统军攻陷韩国野王，遮断了太行道。位于晋东南的上党郡霎时变成一只断线的风筝，脱离了韩都新郑的控制。不愿降秦的韩国上党太守冯亭遣使来到邯郸，向赵孝成王表达了投效之意：
“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听王所以赐吏民。”
——《史记·赵世家》
上党降赵，其下辖的十七座城池就像梦里堆积如山的金玉那样，被冯亭双手奉献到了孝成王的面前，该不该接受呢？从古至今，无数史评家对赵国该不该接收上党的问题发表过意见。
反对者说接收上党意味着提前与秦国决战，而心存侥幸的赵国并没有做好与秦国生死相搏的准备；而赞同的人则说上党居高临下，俯瞰邯郸。倘若一朝属秦，赵国藩屏尽失。
与其这样，还不如与秦国放手一搏。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没法儿去猜测假如赵国拒绝接收上党的话，后来的局势会如何演变，这样的猜测也没有意义。
与其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猜测，我们不如抽丝剥茧地寻绎一番，面对虎狼似的秦国，孝成王火中取栗的底气是打哪儿来的？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为人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赵孝成王敢于接收上党，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公元前270年阏与战胜的鼓舞。
阏与之战的爆发导源于秦、赵两国达成的一项领土置换协议。
《战国策·赵策三》载，秦国攻占了赵国的蔺城、离石和祁邑之后，赵惠文王被迫遣公子郚入秦为质，同时向秦国提出请求，请求用焦、黎和牛狐三城换取被秦军攻占的蔺城等地。秦昭王同意了。
可接收三城之后，赵国却借故狡赖，拒绝向秦国交割焦、黎与牛狐。遭到戏弄的秦昭王勃然大怒，命中更胡伤为将，越过韩国上党，攻打邯郸西北的战略要地阏与，战争一触即发。
阏与道远险狭，廉颇、乐成等高级将领因此预测救援阏与凶多吉少，但赵军最后硬是凭借名将赵奢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击败秦军，解除了阏与之围。不甘心失利的秦军转年之后卷土重来，绕道东南进攻黄河南岸的几邑，又被廉颇挫败。
在山东诸侯逢秦必败的大背景下，这两场难能可贵的胜利自然而然地被国际舆论放大了。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说出了秦之所以不得志于天下者，以强赵在也的话（见《战国策·赵策三》）。
客观地来评价这两场战役，我们应该承认赵军的胜利有赖于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成全：
从这两场战役的爆发原因看，它绝非伊阙之战、破郢之战和华阳之战那一类精心策划的作战行动，反而更像是秦国为了报复赵国毁约而作出的应激反应。
这就决定了秦军从军事动员到作战意志都无法与上述三大战役相提并论。并且，阏与之战，秦军是越过韩地进攻赵国，几之战则是越过魏地进攻赵国。这种“越人之国而攻”的军事策略乃是秦相魏冉执政末期最大的败笔。
他的继任者范睢曾经在秦昭王面前毫不客气地批评过魏冉的这一决策：
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宜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疎矣。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越人之国而攻”的政策出台于公元前271年，起因是魏冉损公肥私，想藉秦军之力夺取齐国的刚、寿二城以扩大自己的封邑定陶。这一政策出台的短短6年后（即公元前265年），曾经被秦昭王倚为干城的魏冉迅速失去了他的信任，被范睢顶替了宰相之位。
而阏与之战和几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9年至268年间，正是魏冉与范睢两任秦相的权力过渡期。
老一辈政治家魏冉此时已经技穷，而新生代政治家范睢尚未扶正，这才给了赵国以可乘之机。等到范睢坐稳了相位，远交近攻的战略得到坚决地贯彻，秦军可就不这么容易被人抓住破绽了。
对于己方战胜的这些客观因素，赵孝成王的认识恐怕并不充分。阏与之战给予他最坏的影响是为他编织了这样一种幻想：哪怕对面是秦国的虎狼之师，哪怕自己干的是不讲道义的政治投机，只要战场统帅手段高明，赵国就能取胜。
因此，当冯亭前来投诚，赵孝成王的第一反应是：
“今发百万之军而攻踰年，厯歳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此大利也！”
——《史记·赵世家》
白起衣不卸甲、马不离鞍的打了韩国4年。可流血的是秦国，得利的却是赵国，这不又是一桩投机买卖吗？卜史对赵孝成王的警告是中肯的：不义之财取之不祥。
这一回赵孝成王下令接收上党，秦国的态度跟阏与战前绝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根据新任秦相范睢制定的“远交近攻”战略，夺取上党、征服韩国乃是秦国最终完成华夏统一大业的第一阶段目标：
“王不如逺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逺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范睢说得很清楚，必先征服韩、魏，秦国才有可能进一步拿下楚、赵；只有楚、赵屈膝称臣，远在东海之滨的齐国才会惧而听命。
如果因为赵国插手上党导致征韩计划落空，那统一华夏的后续进程都会因此停滞。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灾难性的后果，秦昭王除了跟赵国玩儿命，再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参考文献：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春秋（下）》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沈长运《赵国史稿》
杨宽《战国史》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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