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赐履，字敬修，又字青岳，号素九，又号愚斋，湖北孝感人，明末清初理学名家，官至清朝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清初理学家熊赐履(1635年—1709年)
清朝初年，神州陆沉。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发出了“亡国亡天下”的天道之问，反思反省晚明之所以“鱼烂河决，生灵涂炭”的根本原因，他们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中，或悲愤莫名，或捶胸顿足，或著书立说，以警示后人。
在思想上，异族入主的大事件给深浸“夷夏之防”的汉族知识分子以巨大的精神冲击，更是加剧了当时思想界的混乱。传统文化究竟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泱泱大国的大明朝竟惨败至斯？为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他们再一次陷入了整体性反思。痛定思痛，他们认为晚明学风空疏，王学末流只顾言心性，诵语录，徒谈性命，却无补于世。最可恨者，乃是刀枪加于颈项，“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满洲八旗轻取天下，一年之内，两京沦陷，大兵所至，无不大肆屠戮。
江阴81日：多铎
满族自有的文化和中原原有的儒家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满族的守旧贵族依然信奉着多尔衮时代的强权政策，导致江南遍地烽烟，清王朝开国20多年都在忙于各地平乱。康熙继位后，经历一系列的农民战争和统一战争的清朝，摆在其眼前的是社会崩乱、盗贼繁起、人心不定的局面。清朝的统治者要用何种思想理论重建伦理道德体系，稳定社会秩序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熊赐履生于明末，是理学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亲历明末流寇之乱，家中数十扣被杀，几近灭门。这样惨痛的经历，使得熊赐履对社会稳定的秩序有着痛彻心扉的执念，他的一生都在孜孜以求，以理学来框定人间秩序。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物的重要性能够比得上一个稳定的社会——乱世让人命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对于清王朝来说也同样如此，小兵临大国，又摊上了多尔衮这个不怕事大的主儿，“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惹得天怒人怨，清王朝好几次差点因此折掉。所以，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急需一种文治的思想来安定社会、平抚人心。
清朝初年，朝政把持在四大辅臣手中，以四人为代表的一批满族统治者认为只有“率循祖制，咸复旧章”才能稳固江山，可是以满人落后的萨满文化无法统治中华大地。朝野上下，由于急剧的历史变迁造成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儒学道统也出现了空前危机，理学士人纷纷声反思学术，以至于一时间，编写学术著作，要求正本清源辨明道统的风气大盛。
明朝显学：阳明心学
1667年，32岁的熊赐履向朝廷呈奏了著名的“万言疏”，并向康熙提出“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讲明正学，将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熊赐履反思总结前朝王学，认为当今社会凋敝，其主要原因是教化不成，只有兴儒学才能让王道兴盛。熊赐履兴办学校的初衷当然很好，但是清朝是马上定天下，四大辅臣对文治不屑一顾。可是，却让年仅14岁的康熙眼前一亮，在皇帝看来，一切与四人为首的旧势力不同的声音都可以被康熙因为外援。于是，他让熊赐履做了秘书院侍读学士。
皇帝年少，思想未成熟，这给熊赐履为首的理学家们创造了机会。熊赐履以秘书院侍读学的身份给康熙不断灌输儒家治国的理念，而在此过程中熊赐履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其代表作《学统》更是为清时期理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推动。成年后的康熙就曾说过“盖立身之本，政治之原，莫过乎学”。所谓学生者，学会生活，盖出于此。
出于对秩序的重要性的彻骨体会，熊赐履一边讲学，一边编纂《学统》一书，以“示偏全、辩是非、别同异”。这本《学统》以四书五经、《孔子家语》以及正史等书作为参照，“爰断自洙泗，暨于有明”，把历代学术分为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五统以。正统，是大宗；翼统，为小宗；附统，犹外姻；杂统、异统，则属于异端。这些理论和思想，影响了清朝300年的文化方向，其影响至今犹存。
在这本书里，熊赐履评定正统九人。孔子因“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是为至圣，其余则为先秦至南宋的颜子、曾子、思子、孟子、周子、程子、朱子等八人。此外，熊赐履编定翼统有二十三人，附统一百七十八人，杂统为荀子、杨雄、王通、苏轼、陆九渊、陈献章、王阳明。作为明朝显学的“王学”，被熊赐履大加挞伐，斥为杂统、异端。
熊赐履认为杂统“百家之支，二氏之谬，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阴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熊赐履是清初首位将王学全盘否定的理学家，整部《学统》展示出熊赐履以程朱为宗的道统观，猛烈抨击陆王心学一派，他说王学是“陆氏引释乱儒，借儒文释，其笔锋舌锷，由足以驾伪灭真”。
历朝历代，统治目的的实现都要以一定的思想学术作为理论基础，清王朝当然也不例外。熊赐履编纂《学统》的用意，与其说是为了在文化立场上判定政治是非的大观念，不如说是看到明清革鼎的社会动乱而引发的对稳定秩序的矫枉过正。为此，这些理学名臣把尊朱，他们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上升到了至德至圣，还提出了“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认为前人已经把义理阐释明白，不必多做解释。清朝学术的暗哑无声，与这种思潮不无关系。
清朝科考
“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是谓道统。”在学统论中，学术领域本是道统抗衡治统的根源，但是在清朝，通过熊赐履等代表的理学家的“努力”，皇权成为了政治和文化运作的双核心，康熙皇帝已然成了“治统在朕、道统亦在朕”的内圣外王的圣君。这些人主动将道统置于治统的控制之下，为其统治服务。清朝的士大夫学人一改前明以对抗皇权为荣的态度，与彻底匍匐在皇权脚下，失去了文人风骨，以此来换得了家国秩序。清朝的大文学家如袁枚、纪晓岚，在这样的秩序里，他们治业兴家有道，只看得见风花雪月，只知道“多磕头，少说话”，却对华夏大地万马齐喑熟视无睹。
熊赐履为清朝统治稳固殚精竭虑，康熙待他也不薄，在康熙初年，他也是平步青云。可是一件小事却让他跌入了谷底。
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的嚼签案，是关系熊赐履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也是影响时人和后人对其人品和学问评价的重要事件。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吏部议复大学士巴泰等疏参大学士熊赐履，将陕西总督哈占题报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之疏，误票"三法司核议具奏"，熊赐履想掩饰自己的过错，私取草签嚼毁，以大学士杜立德所票另写草签，扯去纸边，改写小字，想推诿归罪于杜立德。由此，可知熊赐履是一个失职的大臣，应将熊赐履革职。康熙御批：熊赐履著革职。
此后熊赐履闲居江宁，计无所出，仍然潜心研究理学。后虽再次启用，却都是礼部尚书这类闲职了。
康熙对理学推崇备至
一味讲究秩序的清朝理学家们，他们讲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在此花费一点笔墨介绍一点。
理学可以归入哲学，而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同哲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等原则，基督教的上帝借摩西之口提出“不可杀人、奸淫、偷盗”等十诫，佛教提出八戒。到了宋朝，中国的哲学家开始觉得这些五常都是道理，而这些道理应该可以用一个逻辑法统一起来，即是“本体论”，儒学的这个本体论、系统化冲动也来自佛教的冲击。
佛教自成体系，有本体论，其所有理论都可以一言以蔽之。如当年韩愈斥佛，他在耒阳县鳖口寺住持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时，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一言以蔽之的回答。为了和佛教抗衡，从韩愈开始，儒生们便开始试图将儒学本体化，理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儒学大家们把如何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归纳为一个大道理，把那些“五常”、“十诫”都给统一起来，一开始叫“道学”或者“理学”，后来就慢慢统一成“理学”。所以，新文化运动中经常有一个词叫做“卫道士”，其中的“道”即是这种“理学”。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
理学是儒学在宋明之际有重大发展的结果，这同样也是因为宋朝承继了五代十国的战乱而引起的文化界的反思的结果。所以，儒学一般分为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可是，所有的儒学，包括孔孟儒学和理学都缺少直接的、专门论证过程。一般认为，理学的论证过程是：天——理。世界的本体是天，天至仁至诚，这是天之理，所以人也要至仁至诚，这种“天人感应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破绽百出的，肯定也算不上什么论证。
所以，儒家理学所追求的根本大道，在解释时却总是论证不了，因此总是用一些教条断语，叫做圣人语录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可是，有一些准则只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而且有些之间可能是互相矛盾的，怎么能“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呢？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把“理”解释为“生”。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嘛。生命就是欲望，生命力越强，欲望越大，那和“克己复礼”、“灭人欲”的矛盾该怎么处理呢？所以，为人处世之理不是在“天下之物”，而是在王阳明所说的“心”。可是又不能说是全部的“心”，而是“心”在为人处世时所采取的利大于弊这个权衡的策略。逻辑演绎到这个“策略”才是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对象，才是形而上的道理。这个道理，可以最终表述为价值观、世界观，如此就进行了哲学探讨的范畴了。
致良知方为得道的阳明先生
清朝的理学家们所做的理学的阐述，同样也没有逻辑学上的发挥，只是一味的强调秩序，如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等原则，以国家强制力控制文化舆论导向。这与清朝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不谋而合，于是，清朝皇帝都成了圣主、明君，我大清海清河晏，国泰民安，直到洋人仗着船坚炮利烧了圆明园的冲天大火，将这个封建卫道士的礼教社会给烧成了灰烬，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00多年的苦难史。一个英国教授曾经给他的学生讲课，说不要对中国重新崛起感到震惊，对中国来说这只是复兴，因为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在过去的3000多年时间里一直都处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文明之一，或者没有之一。所以，不应该看1978年后的中国发生了什么，这太正常不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184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人创造、学习的天性再一次蓬勃热烈了起来，是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年代。数不清的鲜血和牺牲重新锤炼着这个民族的脊梁。只是时至今日，那些个隐藏着的辫子，总是若隐若现，叫人不由得黯然神伤。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路漫漫，而唯有上下为之求索。
那些当初定下了这些“金科玉律”的那些理学家们，早已作古，在他们的理想中，理学应该是至学了，人人都谨守本分，社会就可大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了。他们也曾悲天悯人，可是他们怎知，人最宝贵的当然是生命，可是生命如何去活依然大有文章。
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