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英国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以后的事变把英国带进一个剧烈冲突的时期，即革命时期。

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徳

事变的导火线是宗教问题。查理一世在宗教问题上持保守的国教立场，即坚守国教中残存的天主教色彩，抵制对国教做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查理的亲信大臣劳德大主教是这种政策的具体执行人。1637年，劳德命令苏格兰教会接受英国国教的祈祷书，这引发了苏格兰的反抗，同时也导致英国革命。

苏格兰在16世纪就已确立长老教的国教地位，而接受英国国教祈祷书，就意味着要放弃长老教信仰。查理一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一再声称：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长老教主张由“长老”们领导教会，这与查理一世强化君主专制的意向是背道而驰的。苏格兰表示不能服从劳德的命令，不久，各地开始签署《国民圣约》，并组织军队，发誓要与查理一世抗争到底。1639年，苏格兰军队攻进英格兰领土，战争随之爆发。查理一世因财力不支，无力抵抗，只好与苏格兰签订了暂时的和约。

但查理并不打算向苏格兰屈服，也不打算放弃主教制。为了使战争能继续进行，他决定召开英格兰议会，要议会同意筹集军费。在英格兰，只有议会才能合法地开征税务，查理一直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苏格兰的反叛迫使他在英格兰寻求支持，但结果却是在英格兰引起了更大的反叛。

在英格兰，已经有11年不召开议会了，查理完全靠强制手段征收钱财，国王与人民的对立已经非常尖锐，因此议会一召开，立即对查理的统治提出责难，而拒不讨论征税问题。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这次议会从1640年4月13日召开到解散只存在了三个星期，史称“短期议会”。“短期议会”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到来，这就是革命时期。

议会解散后，英苏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但英方缺乏经费，军队已濒临兵变。由教会提供的两万英镑赞助费很快就花光了，伦敦的商人则坚决不肯借钱给国王。社会各阶层都主张召开新的议会以解决问题，苏格兰军队则要求查理一世支付战费，直至签订正式和约为止。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查理一世不得不于11月3日再次召开议会，这次议会存在了近20年，因此称“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召开后立刻对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进行清理。首先，议会迫使国王逮捕劳德大主教和斯特拉福伯爵，称这两人对国家的错误政策负责。斯特拉福在20年代曾经是议会反对派的领袖，后来接受查理收买，做了政府的高官，因此，他最受议会的痛恨。1641年，他被议会处死。劳德被关押到1645年，最后也未能躲过一死。这两人实际上是查理一世的替罪羊，他们的垮台标志着查理一世个人专制的结束。

议会随后通过一系列法律剥夺了国王的权力，这些法律包括禁止征收船税，重申一切税收都必须经议会同意，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而本届议会则必须由它自己宣布解散。议会还取消了专制政权最恐怖的工具，如皇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等等，被关押的政治犯也一律获得释放。

在此后一年中，王权与议会对抗不断，无法实行和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虽主张限制国王的权力，但不主张议会的力量压倒国王，他们希望王权与议会保持一种平衡，回到传统的“王在议会”中去。在宗教方面，他们虽反对劳德的亲天主教立场，却也希望维持主教制，也就是维护国教的地位。这一立场与其他人发生对立，于是他们就逐步向国王靠拢，使议会的力量受到削弱。1641年10月，爱尔兰发生叛乱，议会反对派坚决不同意由国王任命军官前往镇压，这实际上就提出了谁是国家最高主权的问题，而议会内部的分歧也就公开化了。就在这时，下院开始对反对派提出的《大抗议书》进行表决，最后仅以11票多数获得面过。议会明显出现了一半对一半的局面，查理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1642年1月率亲兵进入议会，企图逮捕皮姆、汉普登等议会领袖。五位领袖事先得到消息，躲进伦敦城，伦敦市民自发武装起来阻止查理进城捕人。查理一世知道他在首都已经失去支持，于是就离开了伦敦，向北方撤退。许多贵族追随他，大约一半下议员也随他北上，这些人就组成了后来的王党。1642年8月，查理在诺丁汉城建立大本营，竖起了王旗，他指称议会造反，背叛了国王，应该予以征讨，内战由此爆发。

查理北上时，议会分成了两半，在507名下院议员中，有236人站在国王一边。这时的议会完全代表土地阶级利益，商人和金融代表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下议员与土地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要么是贵族、乡绅家庭的成员，要么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或代理人。有些人本人是律师或军官，但其家庭可能是贵族。城镇邑的代表往往也受贵族或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控制，因为城镇与当地地产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上常仰仗于它，有些城镇甚至就是贵族的家产。议会的分裂并不是以阶级作分界线的，实际上，内战双方的领导层都属于同一个阶级，即当时的统治集团贵族地主阶级。

17世纪英国革命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双方阵营中，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差不多。双方都有贵族，都有乡绅，都有富商巨贾和一般商人，也都有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工匠。贵族会把自己的佃农裹挟进来，因此双方军队都以普通农民为主干。议会后来改组军队，建立新军，其中骑兵以自耕农为主，自备马匹军械。这些人自主意识强，有政治觉悟，经济上又独立，不须仰别人之鼻息行事。相比之下，步兵则多为贫苦佃农，他们依附于本地乡绅，和王军一样，往往是被强征入伍的。双方阵营中各阶层的比例也大体相当，和当时整个社会的结构基本吻合，因此在英国革命中很难用阶级界线来划分阵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有一种说法即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史学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辩论。这种说法的最大弱点是说不出谁是“资产阶级”，如果不存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又如何存在呢？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一般所公认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就受到了很大冲击。

从地理分布上看，议会力量主要在东部和南部，王党力量主要在西部和北部。但在国王控制的地区也有许多议会据点，其中包括大批乡绅贵族的领地；在议会控制的地区也有不少王党的根据地，其中包括许多制造业城镇。有不少地方自始至终保持中立，当地士绅哪一边都不参与，只图保本地平安，不受任何一方的伤害。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士绅的态度就决定这个地方的态度，士绅站在哪一边，这个地方就站在哪一边。

划分双方阵营的最明显的界线是宗教信仰，几乎可以说，凡是支持国教的都支持国王，凡是反对国教的都支持议会，因此有一种说法，把英国革命说成是“清教革命”。清教徒主张对国教进行改革，“清除”其中的天主教成分。清教也主张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限制国王个人的权力。清教徒对教会和国家的看法是相呼应的，他们反对教会的主教，就必然反对君主专制。但清教本身又分成很多派别，长老派主张长老治教，再由各地的长老联合成全国的统一组织，在政治上，他们就相应地具有一种寡头治国的倾向。独立派反对实行宗教划一，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上帝，观点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独立地组成宗教团体，而不必有全国性组织，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就表现出更多的民主倾向。从宗教上说，“独立派”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教派，它包括许多不同的派别，如浸礼派、公理派、教友派等等。其组织原则区别很大，从颇具寡头气息的倾向到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都有，而这些倾向又都在政治上体现出来。英国革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教的政治化，当然，政治也宗教化，政治理念都是用宗教语言来表达的。相比之下，清教徒比国教徒表现出更大的宗教热情，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他们拯救世界的重任。

“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在议会阵营看来，“自由”是不容侵犯的，它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历史赋予的光荣遗产，国王破坏了它，因此应该受到抵抗。使用武力捍卫自由是历史赋予的权利，自《大宪章》以来英国人就一直在这样做。捍卫自由的权利是革命合法性之所在，没有“自由”的价值观，革命就失去依据了。

但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树立议会的主权。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议会已经对王权的专制提出了挑战，只因为伊丽莎白的政治手段高明，才使冲突没有变成战争。詹姆士一世登位后对议会的合法权利进行挑战，并一再使冲突升级；查理一世则对议会的存在加以否定，最终使暴力冲突不可避免。战争爆发时，议会仅是为生存而战；但随着战争胜利，议会提出了主权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议会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主权。从这个角度看，革命的实质是推翻专制。

战争初期，议会处境不妙，国王毕竟是“天然统治者”，反抗国王，究竟有多少合法性？议会军首领曼彻斯特伯爵直到1644年还说：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仍是国王；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所有的人都要被绞死，子孙后代都要做奴隶。这种心理长期存在于议会阵营中，因此，议会军将领作战不力，总感到气短心虚。其次，国王军队兵力精良，士兵中有许多是职业军人，作战经验丰富；主将鲁波特亲王身经百战，骁勇年轻，是三十年战争中新教方面最著名的将领。议会军则是仓促组织来的，无论装备还是组织水平都不如王军。第三，战争是国王挑起的，议会方面被动应战，战争的目标和正义性都不甚明确，要等到一支由“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自觉组织起来、用上帝的神召武装头脑的新型军队出现时，战局才会改观。

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一段时间里，议会战绩不佳。第一场战争发生在10月23白，查理向伦敦进军，一路不受阻拦，只是在埃奇山附近被武装的民兵挡住，才撤往牛津，在牛津设立大本营。不久后，王军的纽卡斯尔侯爵攻占英格兰北部，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占据英格兰西南，两处与牛津形成三角之势，议会势力被局限在东南部，局势十分危急。1643年，王军从三个方面向伦敦进军，但在赫尔、普利茅斯和格洛斯特分别受阻，局势出现变化。从战略上说，查理一世本应绕开这三个据点直取伦敦的，但王党生怕这三个地方成为后方的钉子，威胁到自己在后方的地产，因此强迫查理滞留在这三个地方，清除顽敌，结果贻误了战机，失去了打败议会的最好机会。

议会迅速利用了这一时机。为扭转战局，它与苏格兰结盟，于9月签署《庄严同盟与圣约》。英国议会同意立长老教为国教，并提供军费；苏格兰答应出兵，与英国议会并肩作战。双方还组建“两王国委员会”，共同指导作战事宜。此后，议会扩充军力，由各地清教乡绅在本地区招募子弟兵组建地方团队，奔赴战场。1644年战局开始变化，7月，英苏联军在约克郡的马斯顿荒原与王军交战，议会方面大胜，消灭王军4000人，捕获1500人。这是战争的转折点，从这时起议会转入反攻，王军则失去势头。

奥利弗.克伦威尔

在马斯顿荒原大战中崭露头角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他后来成为英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克伦威尔是亨廷顿郡一个清教乡绅，家道并不富裕。他在剑桥上学时接受了清教思想，成为清教徒。1640年他进入长期议会，因思想激进而引人注目。他与议会领袖皮姆、圣约翰以及亨廷顿郡的首席贵族曼彻斯特伯爵是亲戚，政治上的上升之路因此很容易打开。战争爆发后，他在家乡组建子弟兵，训练了一支骁勇的骑兵，这支军队后来并入曼彻斯特指挥的东部联军，克伦威尔也升任二号总指挥兼骑兵领队。克伦威尔治军极严，他要求士兵有良好的体质、严格的纪律，更要求他们懂得为上帝而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他对将士严格挑选，说他宁愿要一个愿为上帝事业献身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要不懂信仰、不知为何而战的上等人出任军官。他担任东部联军二号总指挥后就把这种思想贯彻于全军，使东部军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号称“铁军”。在马斯顿荒原大战中，克伦威尔的骑兵创建奇功，克伦威尔也因此威名大振。

马斯顿荒原之战

但议会并未能利用马斯顿的胜利成果，许多贵族军官想与国王和解，因此裹足不前，错过了战机。克伦威尔等坚定分子不得不与动摇派作斗争，1645年4月，他们在议会通过《自抑令》，规定一切贵族和下院议员自动放弃军权，军政两务不得兼任。不久后，议会又规定克伦威尔可以既留任议员，又指挥军队，从而使克伦威尔成了议会阵营中权势最大的人，保证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坚定派手中。

托马斯.费尔法克斯

两王国委员会接着开始改组军队，它将原来分散的地方团队组合成接受统一指挥的正规军，由费尔法斯克出任主帅，克伦威尔担任副帅并统领骑兵。克伦威尔很快就把议会军改造成一支扩大的铁军，号称“新模范军”。6月14日，新军在纳斯比附近大败王军，几乎消灭了由查理一世和鲁波特亲王亲自指挥的部队，使内战获得决定性胜利。这以后，战争虽又持续进行了近一年时间，但基本上是扫尾阶段了。1646年6月，查理一世离开牛津大本营，向苏格兰军队投降，内战第一阶段结束。

但议会阵营很快就发生分歧，议员中多数是长老派，他们对新模范军心存戒惧，同时对《自抑令》心怀不满。战争一结束，议会就要求军队解散，但由于军饷拖欠太多，所以士兵们不肯从命，反而选出鼓动员，代表各团队向议会呈情。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决定与兵士站在一起，他们设立了“全军会议”，将高级军官和士兵鼓动员都包括在内；军队发表声明表示不解散，相反却要求清洗议会，举行新的大选，这样就形成军队与议会的对立。军中多数人属于独立教派，于是，对立就体现为“长老派”与“独立派”的分歧。

苏格兰军队在1647年1月将查理一世移交给英国议会，英国议会接着与国王开始谈判，商讨和平事宜。议会提出《纽卡斯尔建议》，要求将长老教确立为国教，同时希望控制陆海军指挥权。查理不接受建议，他认为议会与军队发生分歧，自己正可以从中渔利。议会于是准备做出更大的让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军队对这些谈判疑虑重重，并且对设长老教为国教的要求十分痛恨，因为这意味着对独立派实行镇压。军队与议会的对立由此就更为严重，最终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6月份，军队把国王控制起来，关在军中。8月份，军队进驻伦敦，驱诼了11名议会领袖。这以后，军队就在英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了，而这正是革命的必然结果。

军官开始与国王进行谈判，8月底他们提出《建议要点》。在宗教方面，《建议要点》要求实行宽容，允许一切教派合法存在，不得把长老教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国教的主教有任何特权。在改治方面，该文件主张改革议会制度，扩大选举权，解散长期议会，举行新的大选。查理一世拒绝了这些要求，和以前一样，他指望从议会与军队的分歧中寻求好处。

但《建议要点》也把军队内部的矛盾激化了。战争结束后军中士兵就渐渐滋的出平等思想，许多中下层军官也支持他们，这样就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叫“平等派”，其最主要的人物是罗伯特•李尔本上校。平等派主张人人平等，并要求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建议要点》被拒绝后，平等派提出一个新的文件，叫《人民公约》，其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该文件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因此应废除王位，取消上议院，建立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院制议会，行使国家主权，一切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议会的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人民公约》还提出一些不受国家干预的权利，即人权，其中包括信仰的权利，不被强制服兵役的权利等等。除此以外，平等派还提出许多社会要求，比如进行司法改革、保障土地租佃、开放圈地、取消什一税、废除国家教会、取消贵族特权、解散市政团和特许公司等。平等派代表的是下层人民，但所谓“下层”是指有财产的小生产者，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穷人。

平等派与独立派有重大分歧，为解决军内分歧，军队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在伦敦附近的普特尼召开全军会议，高级军官及士兵鼓动员都参加了会议，双方就《建议要点》及《人民公约》进行辩论。辩论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高级军官认为：选举权必须掌握在有财产的人手里，因为只有有产者才与社会的利益有直接关系，因而也才会对社会负责。平等派反驳说：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任何人若被置于一个政权的管辖之下，都必须预先表示同意。平等派还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财富，这就是他的劳动。但平等派并不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选举权，在他们看来，“依附于别人的人”是不可以有选举权的，因为他们仰别人之鼻息生活，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依附于别人的人”指的是仆役、长工、工资劳动者和赤贫等等，这些人其实就是社会的最底层。

普特尼辩论是不同阶层的利益分歧在军队中的反映，独立派与平等派之争，预示着18、19世纪在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的中下阶层之争。面对平等派的挑战，克伦威尔终于不耐烦了，他在11月15日强行终止了辩论，命令军官与士兵代表返回自己的团队。这一天，高级军官在魏尔地方给平等派一记重击：克伦威尔亲自制服了李尔本的团队，并对企图闹事的士兵实行惩罚，还当众枪决了一名为首者。

这时局势已发生变化。前些时议会长老派修改了他们给国王的建议，称只要查理答应在三年中给长老教以国教地位，他们就愿意让国王复位。这就给国王与长老派（包括英格兰长老派和苏格兰长老派）的合作提供了基础。11月11日，国王摆脱军队的监控，逃往怀特岛。12月，查理与苏格兰代表签订协议，双方表示愿意合作。第二年7月，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帮助国王恢复王位，内战于是再次爆发。面对共同的危险，独立派与平等派再次联合，克伦威尔做出姿态，表示可以考虑平等派的要求，取消上院，审判国王，释放魏尔事件中被捕的军官。战争持续了几个月时间，苏格兰军被打退，王党叛乱被扑灭，接下来，英国军队回师伦敦，决计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审判查理一世

对议会与国王的勾结，军队已十分反感；对国王的出尔反尔，军队则深恶痛绝。1648年12月6日，普莱德上校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议会，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派议员，这就是著名的“普莱德清洗”。这以后，议会中只剩下90名左右议员了，他们全是独立派，史称“残缺议会”。不久后，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罪名是背叛他的国家、背叛他的人民。 二

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英国历史进入一个特别时期，此后11年中王位空缺，史称“大空位”。残缺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王位，取消上院，下院行驶国家主权，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显然反映了平等派的要求。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人民主权的思想第一次被公开承认，写成文字，后来在各个国家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当时，政治的现实却与原则不符，残缺议会不能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的其实是军队。

军队不喜欢残缺议会，但在那时，它又不得不依赖残缺议会，因为共和国面临许多危险，没有议会做门面，军队的统治就更加不稳。议会通过决议，建立了行政院处理国务，行政院每年由议会投票任命，议会由此而抓住了政权。

共和国的危险来自多方面，除国内时起时伏的王党叛乱、平等派的闹事之外，最大的威胁来自法国与荷兰，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查理一世有亲缘关系，对英国的事变耿耿于怀。爱尔兰与苏格兰也公开打起造反的旗机，它们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为新国王，向英国革命发动挑战。军队不得不投入几条战线的战斗，以保卫共和国，同时也保卫革命。

爱尔兰与英国一向对立，自宗教改革以来，爱尔兰坚守天主教，以维护它的民族特性。对此，英国从亨利八世起就一再征讨，造成了两个民族的积怨。英国革命发生后，王党与议会都无暇顾及爱尔兰，爱尔兰于是就越来越自行其是。查理一世曾要求爱尔兰出兵帮助他打仗，为此，他答应宽容天主教，并召集爱尔兰地方议会。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爱尔兰公开支持他的儿子，1648年爱尔兰参与王党叛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站在英格兰的对立面。1649年，爱尔兰奉查理二世为新国王，这样它就与英格兰公开对立了。不久，议会派克伦威尔率大军前往征讨，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在德罗赫达，英军破城后屠杀了所有的守城男子，连神甫也不放过。英军对一切抵抗的城镇都实行屠城，至1650年夏控制了爱尔兰局势。1652年，议会颁布由克伦威尔制定的解决法，其中对5种人计8万多人处以死刑或没收财产；其他参与叛乱的人失去三分之二的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一必须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才能得到补偿。爱尔兰的大量土地被没收，分配给随克伦威尔征战的英国士兵。自此后，爱尔兰就出现一批英国庄园主，爱尔兰人反而失去了土地，爱尔兰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此时，克伦威尔已从爱尔兰转入苏格兰，查理二世当时正在该地，被承认是新的国王。1650年9月，克伦威尔在邓巴尔击败苏军主力，取得重大胜利。一年后他又在英格兰的伍斯特消灭由查理二世亲自率领的苏格兰入侵军，苏格兰无力再战，于是接受了和谈条件。苏格兰接受由英国人建立的政府，但保留了长老教的国教地位，还可以与英国人进行自由贸易。与爱尔兰相比，苏格兰受到的待遇已经很宽厚了，但苏格兰人感到自己被征服了，英国的政权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侮辱。

军队从苏格兰班师回国后，与残缺议会的矛盾便公开化了。这时议会和军队都成了利益集团，都已经和人民的愿望不相符合。残缺议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政治或宗教上的狂热分子，他们坚守共和国理想，追求信仰自由；另一种人则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共和国，只是想分得一杯羹而已。这两种人都希望残缺议会能永久存在：对第一种人而言，新的选举会使其理想成为泡影，因为多数英国人既不愿支持共和国，也不愿接受独立派的宗教信仰，对此他们是深深知道的；对第二种人而言，解散议会就打碎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希望一辈子都坐在议会里，舒舒服服地吃议会饭。这时，民众中多数在情感上已发生变化，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许多人同情议会的事业，那是因为查理一世的专制行径使英国人的“自由”受到破坏，英国人对此有本能的反感。查理被处死后，不少人感到事情好像走过了头，议会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相反却霸住了政权赖着不走。慢慢地，查理好像变成了烈士，人们对长期议会厌倦了，开始怀念国王的时代。

克伦威尔解散议会

军队在爱尔兰战争中变了质，这支军队烧杀掳掠，抢夺战利品，军队也成了利益集团。军队有它的职业利益，它没有政治理想，但必须有权力，暴力是它权力的基础。它对残缺议会十分反感，因为议会挡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它对军队指手画脚，自称代表人民，其实只代表自己。军队知道残缺议会不得人心，便想取而代之；军队还想制定常规税则以使自己能够有固定的收入，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存在；但残缺议会不肯这样做，因此军队就要求解散它。

1653年4月，克伦威尔派士兵驱逐议会，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自此后，英国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开始的，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但现在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利，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制性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为后盾。革命背离了出发点，走向了反面。这以后革命就走下坡路了，一直走到它的失败。

残缺议会被解散后，军队召开了一个新议会，军队指定140人担任议员，其中许多是各地的独立教团推荐的，由此便可以保证独立派的优势。但这届议会只维持了大约半年时间，到12月就被解散了。议会中的激进派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司法变革、世俗化的婚姻等等。保守派无法忍受这些要求，便将权力交还给军队。

这以后，军队决意自己掌权，于是就制定了一份文件，叫《政府约法》。这份文件规定由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由他负责行政事务。立法权交给一个议会，议会由选举产生。议会得到比较大的权力，它可以驳回护国主的否决，使某项法律生效。从理论上说议会具有最高权力，革命的原则似乎被确认了。但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军队靠暴力维护统治，选举是在军队的操纵下进行的。不过新议会召开后还是立刻与军队发生冲突，议会要求修改《政府约法》，反对军队专权；军队则要求维护教派宽容，不允许议会取得最高权力。双方的冲突无法调和，克伦威尔于是解散了它，就好像当初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一样。军事独裁的本质现在暴露无遗了，克伦威尔的权力不比国王小，而且和国王一样随意。

护国公克伦威尔

这以后克伦威尔就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他把全国分成11个区，每个区派一名将军做行政长官，实行军管。长官的意志不可讨论，一切政务都由长官说了算。在英国政治传统中，至少征税问题还要由议会来讨论，现在将军们的随心所欲却决定着一切事务，包括随便摊派征税。人们于是记起：当初反抗查理一世，就是因为他强制性地横征暴敛，而现在将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军们还随意判案，目无法律，完全凭个人高兴，人情高于司法。这又让人想起查理一世当年践踏法律、人高于法的情景。军政府还制定了严格的清教戒律，要国人按清教戒规行事，诸事都必须像个“清教徒”，不仅不可喝酒，不可赌咒，安息日还不可出门，店铺不可营业，连在外面“闲逛”都会受到惩罚，荷枪实弹的士兵沿街巡逻，用枪弹来维护清教的信条。清教靠暴力推行其道德伦理，这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

1656年，为了在全国开征税务，克伦威尔又召开一次议会。这一次议会仍然是在军队控制下产生的，但议会召开后，还是对军政府持反抗态度，并要求修改宪法。克伦威尔让议会提出修宪方案，议员们就提出一份叫《谦恭请愿与建议》的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条款是：让克伦威尔进身为王，建立一个世袭的王朝；在议会中设立“另一院”，实际上就是上院。这份文件真正的意图是控制不受约束的军事统治，把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人们又不知道如何去限制他的“护国主”，变成一个只有有限权力、受到议会约束的“国王”，即建立君主立宪制。克伦威尔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在军官的反对下拒绝了王位，但接受了其他内容。1658年新的议会召开时，克伦威尔将其亲信塞进“另一院”，护国主也成了世袭职务，其实是无冕之王。但新议会一召开两院就彼此争吵，克伦威尔于是就把它解散了。他打算重新召开一个议会，但在9月3日他却去世了。

克伦威尔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为清教事业奋战了一生。他的个人品质也许是高尚的，也没有权力欲。但革命的狂风巨浪把他冲到权力的顶峰，而这个权力却似乎正是革命试图要遏制的那个权力。克伦威尔于是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反对专制，一方面又实行集权。他的双重形象究竟出于他个人的过错，还是出于历史的无奈与曲折过程？

无论如何，护国主制只维系在克伦威尔一人身上，英国革命最终出现这种结局，不可不说是一个悲剧。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最终却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这里面是否有内在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袭任护国主职，但军事独裁不靠军队支持是无法维持的，理查德年仅32岁，既无军功又无人望，各路将军都不买他的账。新议会召开后，立即向军队要权，军队则逼迫理查德将其解散。1659年5月，将军们把6年前被他们自己驱逐的残缺议会找回来复会，历史的轮回开始了，革命迅速退回原地。不久，理查德被迫退位，护国主制寿终正寝。

残缺议会一复会立即向军队夺权，在革命与内战的20年里，始终存在着议会与一种专断权力的斗争，不管这个议会是由国王召开还是由军队召开，也不管这个权力是国王还是军队自己。20年斗争的实质是争夺主权，但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未能解决。10月份，军队又把残缺议会驱散了。英国已走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谁也没有权威，谁也无法解决问题；军队本来可以用武力进行统治的，但克伦威尔死后，军队本身也不再团结。英国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彻底混战，或是退回到斯图亚特王朝。

乔治.蒙克

英国选择了后者。议会被驱散后，驻苏格兰军区司令乔治•蒙克就挥军南下，要为议会讨个说法。他一路受到欢迎，大家都希望重建一个“自由的议会”。1660年2月，他抵达伦敦，随后再次恢复残缺议会，却不肯执行议会的决议，相反他要求残缺议会自行解散，举行新的大选。议会加以拒绝，蒙克就召回了在1648年普莱德清洗中被驱赶的长老派议员，让他们宣布长期议会结束。4月25日，一个新的议会召开了，该议会因为没有得到国王的授权，因此就自称“国民会议”。会议是由王党分子和长老派组成的，它的任务就是恢复斯图亚特王朝。

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早就做好了准备，还在4月4日，在他的流亡地荷兰，他就接受其主要谋臣爱德华•海德的建议，发布了《布列达宣言》，其中表示一旦复位，他将赦免在革命中反对国王的人，认可在革命中被出售的王党土地，发放拖欠的议会军津贴，保障宗教自由。这是一个和解的声明，表示既往不咎；但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其中没有对主权问题做出说明。国民会议接受了这个声明；5月25日，查理回到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稍稍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出迎接国王回来的人就是当初反对国王的人，英国的复辟是由以前的革命者执行的，比如率领代表团到海牙与查理二世谈判的就是当年新模范军的主帅费尔法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