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的较为完整的古老文明，当然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
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取决于华夏文明本身就具有极其大的“连续性”，要追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那么肯定要谈到西周的宗法制度，那么文明的“连续性”与西周的宗法制究竟有什么关系？
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留存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古老且又保存完整的文明，很大程度上都是归因于中国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残余——血缘。本来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规律，血缘性的关系要进化为地域性的关系，然后进而发展为国家的规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内容。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太过于特殊，完全不能归为正常的历史发展内容，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地理条件太过于复杂，且生存人口很多，以至于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不必进行过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就可以形成国家。
在此过程中，血缘组织因为没有进行足够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被保留了下来，其实也是因为强烈的血缘关系，使得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等方面发展得异常缓慢。故此中国国家的初级形态得以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就是血缘。
血缘从根本上条件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联系十分紧密的组织形式，因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凝聚力，这样的凝聚力是十分恐怖的，因为由血缘发展而来的凝聚力是不会因为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发生任何的改变。
没有理由因为王朝的更迭或者周围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血缘还是具有应有的血缘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同样原来因为血缘而产生的凝聚力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故此血缘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稳定且有效的统治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并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打碎了血缘组织，产生新的地域关系来代替血缘组织并且形成一个崭新的国家来稳定这样的地域关系，是一种较为理性和客观的国家机器来对于国家的一切进行管理。
这样的国家机器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实体，总体上来说，人会受到物质实体很大的影响，故此国家机器不能应时进行改变，那么国家机器所管理的一切都会受到很大的破坏。
这样的话原有的保留下来的文明根本没有办法留存下来，加上时代变化国家和国家的管理模式是纯粹的客观国家机器来管理，故文明想要保留下来很难。所以世界上也就只有中国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古老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血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2、西周的宗法制度是比较成熟的血缘制度，比原有的血缘发展形式更加正规化血缘的发展自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其余地区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步被地域关系给代替掉，所以血缘关系在此后的国家发展中并不会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和统治手段来进行，因为血缘发展并不完善，并且还被地域关系给取代了。
故此其余国家根本不可能将血缘关系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中国与这些地区不一样，中国的血缘组织在国家进化中因为特殊的自身环境而被保留下来，并且将血缘作为特殊的统治手段来进行。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吸取一定的经验，并且发展出适合于社会的统治模式，此种统治模式的实行前提一定是适应社会的发展，说明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和一系列的活动都是要符合统治模式的。
故此可以推断西周最先开始的宗法制度并不是统治者认为的“间架性结构”的产物，而是可能从当时的实际社会经验得出来的综合判断和结果。
血缘最基础的模式就是家庭模式，进而发展为整个家族的模式，在西周的宗法制度中，明显就是将家族的范围进行扩大化，与整个国家联系起来，进而将国家的统治血缘化，达到以血缘为主来管理国家的目的。
不只是统治的模式或者说是血缘的模式发生一定的变化，其实在基本的观念中就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从一开始“共祖”的观念变为“共主”的概念。其实这种观念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统治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是因为之前的血缘氏族的残留。
之前的社会，甚至并没有形成国家之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能独立生存，一般都是集体生存，也就是在血缘公社中生存，所以在此种情况下，血缘组织的形式得到了巩固。尤其是在遇到外界的强大压力时，血缘组织为了能够得到生存的机会，往往会团结在一起，使得血缘组织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
久而久之，会形成“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这样的文化心理的产生也间接说明了血缘族群的增大以及血缘组织的内在职能在不断增强的表现。
宗法的范围一开始是仅仅局限在本族的，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一些时代条件的变化，本族人想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时代的变化，就算本族的凝聚力再怎么强大，客观的物质条件不能跟上，也不行。
所以原有的血缘统治模式发生了些许变化，就是建立跨地域的血缘关系，那么怎么建立这样的跨地域的血缘关系，如果对于原血缘组织进行分割，新的被分割出来的血缘集团会在某个地区形成强大的封闭系统。
久而久之，与被分割出来的血缘组织没有多少血缘关系，所以最后也就被独立出来了，因为血缘上的联系因为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减少。
在此等条件下，统治集团开始与一些其他地域的家族进行联姻，建立那个非血缘但是却隶属于家族的“泛血缘关系”，这样的血缘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核心关系，但是可以维持血缘的发展和持续。
由此血缘的发展逐步通过某种特别的人为手段，而演变成了特殊的地域关系，总体上来说适应了当时地域较广国家的发展。但是会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如此庞大的跨地域的血缘集团肯定会有很多人？
那么这些人在血缘组织中的地位是否平等？肯定不是，为了进行血缘内部成员的管理，西周的宗法制度是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对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大小宗的区别来进行等级上的划分。其实儒家思想中提出来的五种基本礼仪观念和一些君臣之间的具体实施措施就是西周扩张性宗法观念的体现。
这些统治手段都在很好的条件上满足了统治者的统治要求，至少在此等条件下，可以很好地保持血缘的凝聚力，不至于认为人数过多而将此血缘统治集团分离出去。但是也会有个隐患，就是统治集团的内部并不是平等的，所以宗法制度上又增添了“礼法”的内容，就是强调“孝”和纵向的血缘关系，以此来强调宗法血缘中的等级性。
《诗经·蓼莪》中，“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在一些原始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到此类踪影。在血缘构成基础的条件上形成的宗法制度无疑是庞大的。
2、后世也在沿用宗法制度后来秦朝虽然设定了郡县制来取代分封制，但是有个根本性的致命问题，周存在的时间过长，社会上一切的风俗习惯早就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了一定的定式，并不是秦朝短短几十年就可以轻易改变的，并且后来的朝代中，对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采用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足以说明分封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后世的中央集团的官僚统治虽然集权性很强，但是对于地方的管理并不能完全管理到位，所以地方上的管理一般都会形成巨大的“真空”，这样的真空是官僚制度没有办法触及，故此还是要借助旧有的血缘关系来进行管理，所以地方上的管理一般都是由一些大家族进行实际性的管理。虽然宗法制度实际消亡了，但是在后世中还是在沿用的，不过就是没有了那个名头而已。
总结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就是因为血缘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太过于根深蒂固，导致很多东西都被残留了下来，血缘关系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在后世的统治者中，都是极力维持其封闭性，而不是去废除，所以一些旧有的社会方式被保留了下来，包括现在留存的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周易》《礼记》《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