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袁崇焕被凌迟之后，崇祯又下令抄家，但《明史》记载，袁崇焕家无余财，“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中国史料丰富的好处在于，可以多方印证，关于袁崇焕抄家的结果，明朝户部尚书毕自严曾有过上书。《度支奏议》中记载，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后，在老家置田买地，在宁远纳妾，育有二女一个遗腹子袁文弼（后代成为八旗），老家被查抄田产5000余两。明朝时期，大臣往往会隐瞒国库收入，谨防皇帝乱花钱，因此毕自严告诉皇帝抄家得5000两，一般只可能少说、不太可能多说，也即毕自严的话可信度很高，袁崇焕的确有一大笔“来历不明”的财产，估计十有八九是贪污或违规所得。况且，历代抄家都是“肥差”，经手之人大发其财，能有一半报告给皇帝就不错了，因此袁崇焕贪污之多可能超出想象。

不过，明末党争无比激烈，尽管史书上说毕自严为人正直，但他不属于东林党人，而袁崇焕是东林党人，因此理论上也存在毕自严人等构陷袁崇焕的品德，达到打击东林党人的目的，于是就虚构了5000两白银。

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贪污，或是否存在违规收入，真相到底如何呢？不妨看一看袁崇焕卖粮给东蒙古的反常之举。

1629年，后金爆发大饥荒，《清实录》记载：“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

东蒙古的喀喇沁部三十六家等，也爆发了大饥荒，但与后金不同的是，他们向袁崇焕申请买粮。当时，东蒙古大部分已经倒向清国，是后金的军事共同体，满桂上书说“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归于大清（后金）”，按理说肯定不能卖粮，但不卖粮又会激怒东蒙古，让东蒙古更倒向后金，因此到底该不该卖粮呢？

崇祯与朝廷的基本态度是：“西夷（东蒙古）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后金），藉寇资盗，岂容听许？”崇祯认为向东蒙古卖粮，实际上是资助后金，因此肯定不能卖粮。

袁崇焕的回答是：东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原本是大明的藩篱，从未与后金相通，由于遭到察哈尔部攻击才不得不依附后金，如今关宁防线已能抗击后金入侵，蒙古人岂敢再与后金交好？而如果现在不卖粮给东蒙古，那么东蒙古会彻底倒向后金，充当后金向导，从蓟门入寇京师，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该卖粮给东蒙古，但要让他们写保证书，不得与后金交好。并且，袁崇焕一再向崇祯保证，他接济过的东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虽说袁崇焕的逻辑有些问题，但考虑到东蒙古的地理位置，以及拉拢东蒙古、破坏后金军事联盟的角度来说，也有一定道理。

所以，崇祯只能部分妥协，答应拨一些粮食给东蒙古，但指出蒙古人勾结女真人，必须严加提防，具体策略是“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也就是说，崇祯的计划“计口换粮”，让他们只能满足自身的需求，由此既是帮助了东蒙古诸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同时也让其无法资助后金，而又要求各路将官“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一旦违规将“以通夷罪论处”，对后金继续严格执行经济封锁。

按照常理来说，崇祯计划的可行度比较高，即便不能彻底让喀喇沁部倒向大明，至少也能收获一些感激，同时还能让后金继续处于饥荒煎熬之中。

既然崇祯驳斥了袁崇焕的建议，并提出了并不错误的决策，袁崇焕理当按此执行，至少大体上要执行崇祯的决策，局部细节方面可以微调。然而，史料显示袁崇焕并未严格管控边市，谨防粮草流入后金，反而是继续执行他的计划，并声称“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甚至认为“蒙古人为女真人购买一二匹布帛”也可以。

张道浚的《张司禁初集》记载：“唯见关宁情状，日益月新，如高台堡囤糶米豆，及银、段等物，通好束酋（束不地）。如锦州开市，明为西虏，实则逆奴半杂其间。”崇祯二年，束不地已是后金铁杆盟友，明廷已经有了比较精准的记录，袁崇焕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年清军入关时，束不地还跟随清军攻到北京城下，先后与袁崇焕、满桂等发生过战斗。

《孙承宗行状》记载：“西虏锁合儿所部来乞赏，（辽东巡抚丘）禾嘉收置墙外，遂夸诩入奏曰：‘行抚赏于駾喙之后，以夷致夷，即以夷攻夷，此豢龙饲虎之手也。’公（孙承宗）驳之曰：‘（袁崇焕）往以吊丧愚奴，而为奴愚；以买米愚束，而为束愚。今之愚虏者，安知非昔之愚奴、束者乎？’”孙承宗指出束不地曾经成功骗过袁崇焕。

清初汪楫的《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关市买米时，臣方在山海，见其举动乖张，知必坏国事，遗书枢府，令早为之所，而后王洽始有禁米驳款之疏。”即便袁崇焕一开始不知道粮食会流入“逆奴”手中，同僚报告之后，袁崇焕总该查一查吧。

《山中闻见录》记载：“朵颜三十六家，束不地最强，因结婚束酋，时遣零骑渡三岔河，勾束酋买薪布、糗粮，为入犯计。崇焕不知也，反倚束酋侦建州，以为款事旦暮成，可坐归我河东地。 ”

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在卖粮时，知不知道粮食会流入“逆奴”手中？毫无疑问，袁崇焕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辽东的一把手。既然知道，袁崇焕有没有能力严格管控？毫无疑问也有能力管控！在对付毛文龙时，袁崇焕断粮禁海改贡道，最后把东江搞得“大饥”，因此袁崇焕是有能力管控的，也有能力调查物资走向。

崇祯皇帝的命令，袁不听；卖粮会导致粮食流入后金，袁知道；有管控能力，袁不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相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

《满文老档》记载：“时国中大饥，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起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一斗粮食往常不到一两，但在这时卖八两，你说会不会有人动心？以明朝官商与辽东所谓将门（相当于地方财阀）的节操，他们会忍住不赚这些钱吗？毫无疑问的不可能，晋商八大家已经把明末商人的节操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袁崇焕一再上书建议崇祯卖粮给东蒙古，最后不仅违背皇帝旨意，乃至公然卖粮，背后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因此，袁崇焕应该没有《明史》说得那么清白，贪污、违规收入可能并不少，如此才能很快就拥有了不菲的家产。

当然，如果袁崇焕果真参与到了卖粮利益中的话，前期或是背后东林商业力量、辽东将门背后商业力量的推动，后期肯定是主动参与了，不然不会一再主动上书建议崇祯卖粮给东蒙古。同时从利的角度来解释，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极有可能是为了帮背后势力垄断辽东的商业利益。

卖粮给东蒙古，袁崇焕说“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但没过多久东蒙古诸部就伙同后金入关劫掠。在此情况下，袁崇焕被杀何冤之有？